文成人林某与本村村长潘某因林地权属问题发生纠纷，双方都认为发生纠纷的林地为自己所有，村长潘某就把该林地上的松树砍掉，并在上面种植杨梅树。此后，林某与潘某多次发生吵架，也多次经过政府部分调解，都未果。

非法经营罪，是指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在主观方面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谋取非法利润的目的，这是本罪在主观方面应具有的两个主要内容。如果行为人没有以谋取非法利润为目的，而是由于不懂法律、法规，买卖经营许可证的，不应当以本罪论处，应当由主管部门对其追究行政责任。 从被取消的投机倒把罪名中分解衍生出的非法经营罪，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采用了叙明罪状表述，并以列举的方式作了具体规定。但是非法经营罪仍然保留了“口袋罪”的某些特征。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之规定，在尚无立法解释加以限制的情况下，显然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条款，从而给司法机关留下较大的自由裁量余地。 非法经营罪 　　在修订刑法的过程中，对于取消投机倒把罪之后，是否需要在“非法经营罪”中留这么一个小“口袋”，曾有过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由于新刑法要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规范的明确具体是罪刑法定的内在要求，因此，在新刑法分则中不宜再规定“其他”之类不确定的罪状内容，这也符合对“口袋罪”进行分解使之具体化的初衷。另一种意见认为，由于要取消类推制度，对“口袋罪”进行分解之后，如果对某些罪状规定得过于确定、具体而毫无弹性，对各种犯罪行为又难以尽列无遗，特别是在经济犯罪形态发展变化较快的经济变革时期，倘若有的条款一点“口袋”都不留，可能不利于及时打击花样翻新的经济犯罪，也不利于刑法典的相对稳定，因此有限制地设置一点“其他”之类的拾遗补漏条款还是必要的。新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正是更多地考虑了后一种意见而设置了第四项内容。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刑法改革的渐进性和传统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法指导思想对修订刑法的深刻影响。 　　新刑法实施两年来，从司法实践的情况看，非法经营罪的“口袋罪‘遗传基因已经逐步显现。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之规定正越来越多地被援引，作为对刑法没有明文具体规定的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非法经营行为定罪的法律依据。由于”经营“的含义相当宽泛，生产、流通到交换、销售等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能属于经营活动，因此，非法经营罪的适用范围在实践中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 　　但是，中国刑法毕竟已经步入罪刑法定的时代，灵活性必须以原则性为基础，任何与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刑事立法与司法都应当尽力避免。因此，如何理解和把握非法经营罪的本质特征，正确阐释和适用该罪条文第三项规定，防止非法经营罪任意膨胀成为新的“口袋罪”，从而动摇罪刑法定原则的根基，这是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们应当共同关注的课题。 编辑本段性质界定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只能适用于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非法经营行为。该条第四项的适用，也不能脱离这个基本前提。因此，对于刑法未明确规定的某种具有一定危害性的行为，若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非法经营罪 　　（一） 该行为是一种经营行为。虽然“经营”一词在语言学上并不特指经济营业活动，而是指“筹划并管理”、“泛指计划和组织”等，但是，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其“经营”一词理应是经济领域中的营业活动，即应理解为是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包括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经营活动。强调此“经营”行为以营利为目的是必要的，这是非法经营罪作为一种经济犯罪所应具备的—个基本特征。如果某种所谓经营活动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为了公益或者慈善目的，则即便该行为的某些方面不符合有关法规，也应将其排除于本罪之外。 　　（二） 该经营行为非法。所谓“非法”，是指该经营行为违反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通常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规范。如果国家法律、法规等未对某种经营行为予以禁止或者限制的，该经营行为不得被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例如，在国家立法机关和国务院未对IP电话的民间经营行为作出明文禁止或者限制之前，民间经营IP电话的行为就不宜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国务院所属部门或者地方政府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授权而颁发的某种行政规章或其他文件中超过国家法律、法规内容的有关规定，一般不能成为认定非法经营行为的法律依据。 　　（三） 该非法经营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以市场秩序作为本罪侵犯的客体，这一方面表明非法经营罪是一种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另一方面，个罪客体与类罪客体的重叠，也印证了该罪之规定是“扰乱市场秩序罪”这一节的“兜底”条款。此所谓“市场秩序”包括市场准入秩序、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交易秩序。这三种秩序都可能成为非法经营罪侵害的客体。但是，并非所有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都可构成本罪，而必须是情节严重者始当构成。非法经营罪作为一种经济犯罪，其所谓“情节严重”，首先应当考虑经济衡量标准。譬如：1、经营数额特别巨大；2、销售金额巨大；3、获利数额较大；4、造成合法经营者的严重经济损失；5、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等等。此外，诸如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或者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等严重后果者，亦可视为情节严重。像某些经营非法出版物、非法经营化学危险品等行为，就有可能出现上述情形。由于“情节严重”与否关乎罪与非罪的界限，因此宜由司法解释作出统一的具体规定。 编辑本段司法依据 　　根据有关规定，对于经营法违法音像制品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分别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的规定》等相关规定办理。 　　自1998年12月23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11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本解释第1条至第10条规定以外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225条第3款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依据该司法解释第12条的规定，个人经营数额在5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数额在2万元至3万元以上的，经营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500张（盒）以上的，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经营数额在15万元至30万元以上的，法违法所得数额在5万元至10万元以上，经营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1500张（盒）以上的，属非法经营行为“情节特别严重”。 　　该司法解释第13条规定，单位经营数额在15万元至30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数额在5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经营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1500张（盒）以上的，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经营数额在50万元至100万元以上的，违法所得数额在15万元至30万元以上的，经营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5000张（盒）以上的，属非法经营行为“情节特别严重”。 　　2001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之“七十、非法经营案（刑法第225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非法出版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15万元以上的；2、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单位违法所得数额5万元以上的；3、个人非法经营报纸5000份或者期刊5000本或者图书2000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500张（盒）以上的，单位非法经营报纸15000分或者期刊1500本或者图书5000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1500张（盒）以上的。” 编辑本段构成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限制买卖物品和经营许可证的市场管理制度。 非法经营罪 为了保证限制买卖物品和进出口物品市场，国家实行上述物品的经营许可制度。其中进出口许可制度是经营许可制度的重要内容，买卖进出口许可证和进出口原产地证明的行为除侵犯市场秩序外，还侵犯了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根据《对外贸易法》的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促进和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外贸易方面根据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给予其他缔约方、参加方或者根据互惠、对等原则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贸易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该国家或者该地区采取相应的措施，为了保证按照上述规定发展对外贸易，国家要求进出口货物必须提供原产地证明，对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可以免领许可证的以外还须申请进出口许可证。因此，进出口原产地证明、进出门许可证必须是真实有效的，不允许进行伪造、变造。同时，进出口原产地证明、进出口许可证是针对特定进出口人的特定进出口贸易而使用的，不允许进行买卖。买卖进出口原产地证明、进出口许可证，扰乱国家的对外贸易秩序，因此必须予以惩治。 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以及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行为方式： 　　1、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为了保证市场正常秩序，在中国对一些有关国计民生、人们生命健康安全以及公共利益的物资实行限制经营买卖。只有经过批准，获取经营许可证后才能对之从事诸如收购、储存、运输、加工、批发、销售等经营活动。没有经过批准而擅自予以经营的，就属非法经营。所谓限制买卖物品，是指依规定不允许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物品，如国家不允许自由买卖的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消费品、国家指定专门单位经营的物品，如烟草专卖品（卷烟、雪茄烟、烟丝、复烤烟卷烟纸、滤嘴棒、烟用丝束、烟草专用机械）、外汇、金银及其制品、金银工艺品、珠宝及贵重药材，等等。哪些物品限制买卖，由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所有这些都是国家为调控特定物品的经营市场而作的特殊规定，非经许可即经营限制买卖的物品，给国家限制买卖物品市场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30号）第十一条：“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本解释第一条至第十条规定以外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应当指出，限制经营物品虽然多种多样，但其必须为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所规定，只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限制经营的，才属限制经营物品，否则，就不能对之加以认定。此外，是否为限制物品，并非一成不变，国家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加以变化调整。[1] 　　2、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证件。经营许可证或者有关批准文件，是持有人进行该项经济活动合法性的有效凭证。无之则就属于非法经营。一些不法分子、本来没有经营国家限制买卖物品的资格，无法获取有关经营许可证件或者批准 非法经营罪 文件，便从他人处购买甚或伪造经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企图逃避检查、制裁。由此，买卖许可经营证件及批准文件的不法行为也应运而生。此种行为，直接促使了情节严重的非法经营国家限制买卖物品的活动泛滥，具有相当大的危害性，因此，亦应以刑罚予以惩治。进出口许可证，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管理部门及其授权机构签发，不仅是对外贸易经营着合法进行对外贸易活动的合法证明，也是国家对进出口货物、技术进行管理的一种重要凭证，如海关对进出口货物、技术查验放行时必须以此为依据。进出口原产地证明，是指用来证明进出口货物、技术原产地属于某国或某地区的有效凭证。其为进口国和地区视原产地不同征收差别关税和实施其他进口区别待遇的一种证明。所谓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一般是指对限制买卖物品的经营许可证件或批准文件。如烟草专卖许可证就是烟草专卖局颁发给企业单位和个人准许其经营烟草专卖品的证书，它包括烟草专卖生产许可证、烟草专卖经营许可证。所谓准运证，是由省级烟草公司根据烟草总公司的调拨计划、文件或合同而签发的办理烟草托运手续的证书。前者是领证单位或个人从事烟草专卖业务的资料证明文件，是区分烟草行业合法经营和非法经营的重要凭证。后者是领取单位或个人从事烟草运输合法与否的重要凭证，国家主管部门经审查批准后将上述证件发给单位和个人，以加强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经营和运输的监督和统一管理。 　　3、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如非法从事传销活动、彩票交易；倒卖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口的废弃物；垄断货源、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倒卖外汇、执照以及有伤风化的物品；等等。 　　本罪属情节犯，非法经营行为必须“情节严重”才能构成犯罪，如果只有非法经营行为，情节并不严重则不构成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是加重情节。一般来说，应当以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巨大，作为“情节严重”的基本情节：以违法所得数额特别巨大作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基本情节，同时还要结合其他情节来考虑。所谓其他情节，主要是指：多次实施非法经营行为、经行政处罚仍不悔改的；利用职权从事非法经营活动，影响很坏的；垄断货源、哄抬物价，严重扰乱市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安定造成严重影响的；进行非法经营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等。 　　4、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①非法买卖外汇。 　　②非法经营出版物。 　　③非法经营电信业务。 　　④在生产、销售的饲料中添加盐酸克伦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物品。 　　⑤非法经营互联网业务。 　　⑥非法经营彩票。[1] 　　标准的规定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违反国家规定，采取租用国际专线、私设转接设备或者其他方法，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第二条 　　实施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 　　（一）经营去话业务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经营来话业务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特别严重”： 非法经营罪 　　（一）经营去话业务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 　　（二）经营来话业务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 　　第三条 　　实施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行为，经营数额或者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接近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数额起点标准，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分别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 　　（一）两年内因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行为受过行政处罚两次以上的； 　　（二）因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行为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第四条 　　单位实施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处罚。 　　第五条 　　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占用频率，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和刑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5、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如非法从事传销活动、彩票交易；倒卖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口的废弃物；垄断货源、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倒卖外汇、执照以及有伤风化的物品；等等。 　　本罪属情节犯，非法经营行为必须“情节严重”才能构成犯罪，如果只有非法经营行为，情节并不严重则不构成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是加重情节。一般来说，应当以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巨大，作为“情节严重”的基本情节：以违法所得数额特别巨大作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基本情节，同时还要结合其他情节来考虑。所谓其他情节，主要是指：多次实施非法经营行为、经行政处罚仍不悔改的；利用职权从事非法经营活动，影响很坏的；垄断货源、哄抬物价，严重扰乱市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安定造成严重影响的；进行非法经营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等。 　　[1] 　　标准的规定2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 　　第七十九条[非法经营案（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违反国家规定，进行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违反国家有关盐业管理规定，非法生产、储运、销售食盐，扰乱市场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⒈非法经营食盐数量在二十吨以上的； 　　⒉曾因非法经营食盐行为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非法经营食盐，数量在十吨以上的。 　　（二）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无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特种烟草专卖经营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等许可证明，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⒈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⒉非法经营卷烟二十万支以上的； 　　⒊曾因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三年内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且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⒈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⒉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数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 　　⒊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二十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十万元以上的； 　　⒋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四）非法经营外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⒈在外汇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买卖外汇，数额在二十万美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违反有关外贸代理业务的规定，采用非法手段，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凭证、商业单据，为他人向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数额在五百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⒊居间介绍骗购外汇，数额在一百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五）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⒈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⒉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⒊个人非法经营报纸五千份或者期刊五千本或者图书二千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五百张（盒）以上的，单位非法经营报纸一万五千份或者期刊一万五千本或者图书五千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一千五百张（盒）以上的； 　　⒋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⑴两年内因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非法出版物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的，又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非法出版物的； 　　⑵因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非法出版物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六）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⒈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⒉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五万元以上的； 　　⒊个人非法经营报纸一万五千份或者期刊一万五千本或者图书五千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一千五百张（盒）以上的，单位非法经营报纸五万份或者期刊五万本或者图书一万五千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五千张（盒）以上的； 　　⒋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两年内因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的，又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业务的。 　　（七）采取租用国际专线、私设转接设备或者其他方法，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⒈经营去话业务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⒉经营来话业务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⒊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⑴两年内因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行为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的； 　　⑵因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行为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八）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⒈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⒉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⒊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因同种非法经营行为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进行同种非法经营行为的； 　　⒋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一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 非法经营罪 然人。依法成立、具有责任能力的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本罪的主体，依本条愿意是指经营者，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人不商”，如果将本罪的主体限定为特殊主体，将会使许多没有任何经营许可证（非经营者）的买卖物品和进出口许可证和进出口原产地证的行为得不到惩处，因之，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 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由故意构成，并且具有谋取非法利润的目的，这是本罪在主观方面应具有的两个主要内容。如果行为人没有以谋取非法利润为目的，而是由于不懂法律、法规，买卖经营许可证的，不应当以本罪论处，应当由主管部门对其追究行政责任。 编辑本段认定 　　1、本罪的刑事违法性与其行政违法性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非法经营者必然违反有关的工商法规、没有行政违法性就不存在刑事违法性。 　　2、本罪在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必须是出于故意，且以营利为目的，对于因不知其为非法而进行非法经营且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不认为构成本罪，而只能给予行为人以行政处罚。 　　3、本罪在犯罪情节上要求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而认定情节是否严重，应以非法经营额和所得额为起点，并且要结合行为人是否实施了非法经营行为，是否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引起其他严重后果，是否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悔改等来判断。 编辑本段相关法规 　　① 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或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办理经营许可证；② 不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③ 严格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经营。 　　① 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 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 　　（三）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劵、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 　　（四）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第二百三十一条 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②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 　　四、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单位犯前款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③ 司法解释： 　　《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 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5月15日起施行） 　　第六条 违反国家在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有关市场经营、价格管理等规定，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依法从重处罚。 　　《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 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2年8月16日起施行） 　　第一条 未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件和批准文号，非法生产、销售盐酸克仑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扰乱药品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条 在生产、销售的饲料中添加盐酸克仑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或者销售明知是添加有该类药品的饲料，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条 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同时触犯刑法规定的两种以上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条 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依照国家有关部门公告的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物品种目录确定。 编辑本段法条逻辑 正确认定注意事项 　　市场经济既是自由经济，也是法治经济，自由的界域止于法律的禁限。只要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文禁止和限制的经营活动，均不得视为非法经营行为。要正确地认定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的“其他”表现形式，除了必须符合前述各项条件之外，还应当注意通过理解该条第一、二项的立法精神，来把握三项规定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进而正确运用第三项规定。 　　从该条第—、二项规定的内容分析，不论是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物品，还是进出口许可证及其他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都与国家特定的许可制度有关。可见，非法经营罪的构成与违反国家有关经营许可制度的法律、法规存在某种内在联系。明确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适用该条第三项规定，防止其被滥用而膨胀为新的“口袋罪”。 经营许可的设定 　　国家关于经营许可制度的设定，往往与经营主体资格，经营条件和经营物品的范围有 非法经营罪 关。其出发点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维护国家和人民的重要经济利益，以及维持市场经营的正常秩序。例如，国家规定和公布了不准私营企业及个体产生产和经营的产品目录。违反禁止性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有的可构成特定的犯罪，如非法制造、买卖、运输爆炸物；非法生产、买卖军用、警用装备、标志；倒卖文物等；有的则可直接适用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如非法经营国家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物品。非法经营其他产品，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就可能适用该条第三项规定论罪。此外，即使是国有企业或者其他非私有单位和个人，未经法定许可而从事必须获得许可或合法授权方可从事的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亦可构成本罪。 刑法第225条的适用 　　新刑法施行以来，对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适用，也有了—些相关的补充立法和司法解释。前者如1998年1 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后者如199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决定》和《解释》所针对的非法经营犯罪，也充分表现出这类非法经营行为违反国家特定许可制度的有关法律、法规的性质。根据中国商业银行法第三条和第十一条之规定，买卖外汇和代理买卖外汇均属商业银行经营的业务范围，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买卖外汇和代理买卖外汇业务。因此，从事非法买卖外汇活动自应视为非法经营。根据国务院颁行的《出版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应当由出版单位出版。设立出版单位，应由其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转报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审批。从事出版物印刷、复制、发行业务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出版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许可，并向公安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后，方可从事出版物的印刷、复制和发行。未经许可并依法登记，不得印刷、复制、发行出版物。此外，出版单位、印刷或者复制单位、发行单位均不得经营非法出版物。违反这些规定必然会扰乱出版物市场的经营秩序，有的甚至会危害社会的稳定。因此，上述司法解释对于非法经营出版物情节严重的行为和经营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行为，均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是基本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之立法精神的。 编辑本段处罚 　　1、自然人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恃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本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编辑本段立案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有关规定，对非法经营案，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诉： 　　一、违反国家规定，采取租用国际专线、私设转接设备或者其他方法，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⑴经营去话业务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⑵经营来话业务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⑶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受过行政处罚2次以上，又进行非法经营活动的。 　　二、非法经营外汇，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⑴在外汇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买卖外汇，数额在20万美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⑵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违反有关外贸代理业务规定，采用非法手段，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凭证、商业单据，为他人向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数额，在 500万美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⑶居间介绍骗购外汇数额在100万美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三、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非法出版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⑴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15万元以上的；⑵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⑶个人非法经营报纸5000份或者期刊5000本或者图书2000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500张（盒）以上的，单位非法经营报纸15000份或者期刊15000本或者图书5000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1500张（盒）以上的。 　　四、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非法经营数额在30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 　　五、个人或单位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⑴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5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⑵单位非法经营数额在50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编辑本段量刑标准 一、非法经营食盐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单处罚金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非法经营食盐20吨以上不满30吨的，为拘役刑或罚金刑。非法经营食盐30吨的，为有期徒刑一年，每增加6吨，刑期增加一年。 　　曾因非法经营食盐行为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非法经营食盐10吨的，为有期徒刑六个月，每增加2吨，刑期增加六个月。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非法经营食盐50吨，为有期徒刑五年，每增加10吨，刑期增加一年。 　　曾因非法经营食盐行为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非法经营食盐25吨的，为有期徒刑五年，每增加10吨，刑期增加一年。 　　【单位犯罪责任人员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单位犯罪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述法定基准刑参照点量刑。 　　【升格量刑特别规定】 　　惯犯、利用委托代销食盐身份非法经营，依照前述法定基准刑参照点拟处罚金刑的，升格为拘役刑；拟处拘役刑的，升格为有期徒刑；拟处有期徒刑的，重处10%。 二、非法经营烟草制品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无生产许可证、批发许可证、零售许可证，而生产、批发烟草制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情节严重，法定基准刑为有期徒刑一年： 　　（一）个人非法经营数额达5万元，或者违法所得数额满1万元； 　　（二）单位非法经营数额达50万元，或者违法所得数额满10万元； 　　（三）曾因非法经营烟草制品行为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非法经营，数额达2万元的。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非法经营烟草制品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基准刑为有期徒刑五年。 三、非法经营电信业务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单处罚金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非法经营电信业务数额在150万元以内的，为罚金刑；15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的，为拘役刑；200万元的，为有期徒刑六个月，每增加5万元，刑期增加一个月。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非法经营电信业务数额500万元的，为有期徒刑五年，每增加10万元，刑期增加一个月。 　　【单位犯罪责任人员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单位犯罪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述法定基准刑参照点量刑。 　　【升格量刑特别规定】 　　惯犯、曾因犯罪被判刑或因非法经营受过两次以上处罚，拟处罚金刑的，升格为拘役刑；拟处拘役刑的，升格为有期徒刑；拟处有期徒刑的，重处10%。 四、非法经营出版物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单处罚金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非法经营出版物数额10万元或者违法所得3万元或者经营报纸5500份或者期刊5500本或者图书2500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550张 （盒）以内的，为罚金刑；非法经营数额10万元以上不足12万元或者违法所得在3万元以上不足4万元或者经营报纸5500份以上不足6000份或者期刊 5500本以上不足6000本或者图书2500册以上不足3000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550张（盒）以上不足600张（盒）的，为拘役刑；非法经 营数额达12万元或者违法所得4万元或者经营报纸6000份或者期刊6000本或者图书3000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600张（盒）的，为有期徒刑 六个月，每增加犯罪数额3000元或者违法所得800元或者报刊200份或者图书20册或者电子出版物20张(盒)的，刑期增加一个月。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非法经营数额25万元或者违法所得7万元或者经营报纸1.5万份或者期刊1.5 万本或者图书5000册或者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1500张（盒）的，为有期徒刑五年；每增加犯罪数额1万元或者违法所得1000元或者报刊300份或者 图书50册或者电子出版物20张（盒）的，刑期增加一个月。 　　【单位犯罪责任人员法定基准刑参照点】 　　单位犯罪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述法定基准刑参照点量刑。 　　【升格量刑的特别规定】 　　惯犯、曾因犯罪被判刑或因非法经营受过两次以上处罚，拟处罚金刑的，升格为拘役刑；拟处拘役刑的，升格为有期徒刑；为有期徒刑的，重处10%。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贷款诈骗罪的解释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既侵犯了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还侵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贷款是指作为贷款人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对借款人提供的并按约定的利率和期限还本付息的货币资金。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资金需求的愈益增大，贷款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日益突出。银行等金融机构不仅通过发放贷款参与企业流动资金周转，并支持企业购置固定资产和进行技术改造，促进生产发展，同时还通过发放贷款促进商品流通，促进科技文化卫生事业等发僳。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贷款金融业务的日益发展，诈骗贷款违法犯罪活动也随之产生并愈益严重。诈骗贷款行为不仅侵犯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财产所有权、而且必然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业务和其他金融业务的正常进行，破坏我国金融秩序的稳定。因此、诈骗贷款行为同时侵犯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所有权以及国家的贷款管理制度，具有比一般诈骗行为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首先，本罪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所谓虚构事实，是指编造客观上不存在的事实，以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信任；所谓隐瞒真相，是指有意掩盖客观存在的某些事实，使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产生错觉。根据本条的规定，行为人诈骗贷款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l、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这种情形近年来屡有发生，仅在上海一地，一年就发生假引资的诈骗几十起，案犯一般是伪造国外某财团的巨额资金或者“在美国的爱国华人”的巨额私人存款要以优惠条件存人某银行，以骗取银行的贷款和手续费。此外，还有许多犯罪分子编造效益好的投资项目，以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 　　2、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为支持生产，鼓励出口，使有限的资金增值，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有时也要根据经济合同发放贷款，有些犯罪分子伪造或使用虚假的出口合同或者其他短期内产比很好效益的经济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如犯罪分子张某伪造某公司的出口供货合同，并以虚假的合同向上海某银行申请了几百万元的贷款后携款潜逃。 　　3、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所谓证明文件是指担保函、存款证明等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所需要的文件。如某公司通过银行内部的工作人员开出了一张虚假的存款证明，并以此向另一银行贷款几百万元。 　　4、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骗取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这里的产权证明，是指能够证明行为人对房屋等不动产或者汽车、货币、可随时兑付的票据等动产具有所有权的一切文件。如罪犯张某以伪造的某房屋开发公司房产证明为抵押，骗取某银行贷款一百余万元。 　　5、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这出的“其他方法”是指伪造单位公章、印鉴骗贷的；以假货币为抵押骗贷的；先借贷后采用欺诈手段拒不还贷的等情况。本项规定的精神是不论行为人以何种方法诈骗贷款都要依本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编辑本段司法实践中的执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9月20日至22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了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形成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 　　（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 　　（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 　　（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但是，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就按金融诈骗罪处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但上述“数额较大”的规定，已经被去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五十条所变更。该追诉标准的规定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因此，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贷款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应为2万元，“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已经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四条执行，即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编辑本段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单位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诈骗贷款的犯罪分子串通并为之提供诈骗贷款帮助的，应以贷款诈骗罪的共犯论处。所谓串通，在本罪是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诈骗贷款的犯罪分子在实施诈骗前或在诈骗的过程中，相互暗中勾结，共同商量或进行策划，与诈骗犯罪分子予以配合，充当内应而为之提供帮助的行为。对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其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钱财的行为，应当注意分清两种人员在共同犯罪中采用行为的性质，如果是以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为主，而采用的行为主要是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社会上的其他人员仅是提供帮助的，这时就应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所犯的罪行来定性处理，如是贪污，就应依贪污罪处罚，社会上的其他人员则以贪污罪的共犯论处；如是侵占就应以职务侵占罪治罪，其他人员则以职务侵占罪的共犯处之。如采用的行为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为主，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仅是为之提供帮助的，这时就以本罪定性处罚。而不能不分情况，都以本罪或他罪论处。 编辑本段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上由故意构成，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至于行为人非法占有贷款的动机是为了挥霍享受，还是为了转移隐匿，都不影响本罪的构成。反之，如果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虽然其在申请贷款时使用了欺骗手段，也不能按犯罪处理，可由银行根据有关规定给予停止发放贷款、提前收回贷款或者加收贷款利息等办法处理。 编辑本段法律认定 （一）本罪与非罪的界限 　　l、“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区别罪与非罪界限的重要标准。在认定诈骗贷款罪时，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贷款到期不能偿还，就以诈骗贷款罪论处。实际生活中、贷款不能按期偿还的情况时有发生，其原因也很复杂，如有的因为经营不善或者市场行情的变动，使营利计划无法实现不能按时偿还贷款。这种情况中，行为人虽然主观有过错，但其没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故不能以本罪认定。有的是本人对自己的偿还能力估计过高，以致不能按时还贷，这种情形行为人主观上虽然具有过失，但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不应以本罪论处。只有那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欺骗的方法取得贷款的行为，才构成贷款诈骗罪。 　　2、要把贷款诈骗与借贷纠纷区别开来。有些借贷人在获得贷款后长期拖欠不还，甚至在申请贷款时就有夸大履约能力、编造谎言等情节，而到期又未能偿还。这种借贷纠纷，十分容易与贷款诈骗相混淆，区分二者的界限应当把握以下四点： 　　（1）若发生了到期不还的结果，还要看行为人在申请贷款时，履行能力不足的事实是否已经存在，行为人对此是否清楚。如无法履约这一点并不十分了解，即使到期不还，也不应认定为诈骗贷款罪而应以借贷纠纷处理。 　　（2）要看行为人获得贷款后，是否积极将贷款用于借贷合同所规定的用途。尽管到期后行为人无法偿还，但如果贷款确实被用于所规定的项目，一般也说明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诈骗贷款的故意，不应以本罪处理。 　　（3）要看行为人于贷款到期后是否积极偿还。如果行为仅仅口头上承认还款，而实际上没有积极筹款准备归还的行为，也不能证明行为人没有诈骗的故意，不赖帐，不一定就没有诈骗的故意。 　　（4）将上述因素综合起来考察，通过多方做客观行为全面考察行为人主观心态，从而得出是否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这对于正确区分贷款诈骗与借贷纠纷的界限具有重要意义。 （二）本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1、犯罪对象不同。本罪的对象仅是指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受害人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而诈骗罪的对象既包括货币，亦包括财物，对象不仅指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其范围比贷款诈骗罪广泛得多。 　　2、发生的领域不同。本罪发生在金融领域进行贷款的过程中；而诈骗罪的领域范围则极为广泛，可以涉及任何领域，自然也包括金融领域在内。 　　3、侵害的客体不同。本罪不仅会对国家、公众贷款的所有权造成侵害，同时亦侵害了国家有关金融信贷的管理制度，其属于复杂客体；而诈骗罪的客体则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4，客观行为的表现方式不完全相同。两者行为的本质特征虽然都是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但本罪所使用的方法却是围绕骗取贷款进行的，所使用的具体方法都是与贷款所需的文件、文件有关，如虚构引进资金、项目；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等等就是如此；而诈骗罪的行为方式更多样化，有时仅凭其三寸不烂之舌便可达到骗取他人财物的目的。 　　5、犯罪的起点额不同。本罪的认定为犯罪的起点数额，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五十条之规定，追诉起点金额为2万元；而诈骗罪的起点数额一般是在3000元左右。 （三）一罪与数罪的区分 　　贷款诈骗罪的行为人在实施贷款诈骗罪过程中分别又触犯其他罪名，应分别情况作出处理。如行为人采用伪造公文、证件、印章诈骗贷款，其行为又触犯了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罪的，应按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从一重罪论处，定贷款诈骗罪。如行为人在诈骗贷款的过程中，采用收买、行贿等手段骗取贷款，其行为又构成行贿罪，应对诈骗贷款行为和行贿行为分别定罪，按数罪并罚原则处理。 （四）共同犯罪与非共同犯罪的界限 　　司法实践中，对于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实施贷款诈骗行为的犯罪分子事前通谋，为贷款诈骗活动提供帮助的，一般是以贷款诈骗罪的共犯论处。 　　如果银行或者其他金融工作人员与实施贷款诈骗行为的犯罪分子没有事前通谋，也就是没有主观上的共同犯罪故意，而是单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或者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造成较大损失的，虽然在客观上致使贷款诈骗罪的犯罪分子行为得逞，对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也不应以贷款诈骗罪的共犯论处，而应当依照刑法第186条第一款的规定，以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定罪处罚；如果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造成重大损失的，则应当依照刑法第186条第二款的规定，以违法发放贷款罪定罪处罚。 　　如果诈骗贷款行为是在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组织、策划下，与外部人员共同实施的，外部人员只起了辅助作用，则犯罪的性质就变成贪污罪或者职务侵占罪，而不能认定为诈骗贷款罪。 （五）银行工作人员实施诈骗贷款行为的性质 　　这是关于特殊主体犯罪的定性问题。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虽然是一般主体，但是如果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冒用他人名义或者虚构假名骗取贷款的，则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实践中，冒名贷款主要有“顶名贷款”、“搭名贷款”、“盗名贷款”和“假名贷款”几种。如果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采用了上述欺骗手段取得贷款，并将贷款非法占有或者挪作他用，则应当分别根据刑法关于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或者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六）贷款诈骗与民间借贷纠纷的界限 　　在实践中，有时对贷款诈骗与民间借贷纠纷之间的界限认定往往比较困难。例如，借贷人获款后，长期拖欠不还，甚至在申请贷款时就有夸大履约能力、编造谎言等情节，而到期又未能偿还。对此，有人认为只要到期不还所借款，就可认定为贷款诈骗，以贷款诈骗罪论处。还有人认为，只要借款人到时候承认欠账，就不应认定为贷款诈骗，应以民事借贷纠纷处理。 　　应当承认，在借贷关系中，借款人到期是否能够还款付息，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既有主观上的因素，也有客观上的因素。因此，罪与非罪的区分，应该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具体来说： 　　第一，如果已经发生了到期不还的结果，要看行为人在申请贷款时，严重履约能力不足的事实是否已经存在，行为人对此是否清楚。如果无法履约的原因形成于获得贷款以后，或者行为人对根本无法履约这一点并不十分了解，即使到期不还，也不应认定为贷款诈骗，而应以借贷纠纷处理。 　　第二，要看行为人获得贷款后，是否积极将贷款用于借贷合同所规定的用途。尽管到期后行为人无法偿还，但如果贷款确实被用于所规定的项目，一般也说明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欺诈贷款的故意，不应以诈骗论处。 　　第三，要看行为人于贷款到期后是否积极设法偿还。如果行为人仅仅口头上承认欠款，而实际上没有积极筹款准备归还的行为，也不能证明行为人没有诈骗的故意。不赖账，不一定就没有诈骗的故意。 　　第四，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因为贷款诈骗犯罪与一般借贷民事纠纷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出于骗取他人财产的目的，而这一目的又必然通过一定行为表现出来。能够说明某种主观心理状态的行为越多、越全面，罪与非罪之间的界限才越明显。 编辑本段法律处罚 一般处罚 　　l、自然人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情节严重 　　所谓情节严重，是指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况。其中数额巨大，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是指贷款诈骗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其他严重情节，则是指下列情节之一者：（1）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较大的；（2）挥霍贷款，或者用贷款进行违法活动，致使贷款到期无法偿还的；（3）隐匿贷款去向，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4）提供虚假的担保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5）假冒他人名义申请贷款，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 情节特别严重 　　所谓情节特别严重，是指诈骗贷款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参照《解释》，前者即数额特别巨大，是指贷款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后者即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是指下列情节之一者：（1）为骗取贷款，向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巨大的；（2）携带贷款逃跑的；（3）使用贷款进行犯罪活动的。 编辑本段相关法条 　　《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第一百九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 　　（二）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 　　（三）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的； 　　（四）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的； 　　（五）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

过失致人重伤罪，是指过失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的行为。 一、概念及其构成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身体权，身体权是自然人以保持其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完整性为内容的人格权。其客体为身体即自然人的躯体，包括四肢、五官及毛发、指甲等。假肢、假牙等已构成肢体不可分离的一总分，亦应属于身体，但可以自由装卸的则不属于身体。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认定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需要注意两点：其一，构成过失重伤罪，法律不仅要求行为人的行为必须造成他人实际的伤害结果而且要求这种伤害只有达到重伤的程度，才构成犯罪。如果过失致人轻伤，则不构成犯罪，行为人只承担此事赔偿责任。这也是本罪和故意伤害罪的重要区别之一，对重伤的认定，应当依照刑法第95条的规定，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的《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由法医正确地加以鉴定。过失重伤罪的鉴定依据、鉴定程序、审查原则和认定标准同故意伤害罪中对重伤的鉴定是相同的，其二、构成过失重伤罪，还要求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有直接因果关系。即行为人的行为直接地、必然地造成了这种重伤结果，行为人的行为是造成这一重伤结果的决定性的、根本的原因。如果重伤结果的产生，并不是由该行为人的行为所直接决定的，也就不能追究行为人过失重伤罪的刑事责任。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年满16周岁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前者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被害人重伤的结果，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后者是指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被害人重伤的结果。过失重伤罪的本质特征在于：行为人既没有杀人的故意，也没有伤害的故意，只是出于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才造成被害人重伤的结果，如果事实证明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引起的重伤结果的发生并没有预见，而且根据实际情况也不可能预见，则属于意外事件，行为人主观上没有罪过，因而对重伤不负刑事责任。 编辑本段二、认定 1、过失致人重伤与意外事件致人重伤的区别 　　关键在于行为人对他人重伤的结果是否能够预见、应否预见。这需要根据行为人的实际认识能力和行为当时的情况来考察。 2、本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区别 　　在司法实践中，有人往往将过失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定为过失伤害致死，尤其是对于因过失当场致人重伤，但由于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而死亡的案件，更容易被认定为“过失重伤（致死）罪”。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于法无据，而且也不符合犯罪构成原理。“过失伤害致人死亡”，实质上就是过失致人死亡罪，无非是在这种案件中，行为人对他人重伤、死亡的结果都是存在过失。过失致人重伤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区别，在于过失行为最终引起的结果是重伤还是死亡。是重伤的定过失致人重伤罪，是死亡的定过失致人死亡罪。 　　3、本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别 　　如果行为人以轻伤为故意，而过失地导致了他人重伤的，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而不应以过失致人重伤罪对行为人定性。 编辑本段三、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条　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1、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例如：过失爆炸致人重伤的，按本法第115条第2款的规定处理；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违反规章制度，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的，按本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处理经典案例 本案是过失致人重伤罪与故意伤害罪　[案情] 2008年3月23日下午，被告人汪亮在赌博过程中与本村村民汪明付发生矛盾，后在回家途中得知汪明付等人与其爷爷汪开友发生争吵，便到汪开友家与汪文兵等人一起前往汪明付家欲作理论，在汪明付家门前，汪文兵及其妻子与汪明付的妻子发生争执，汪明付手拿尖刀向被告人汪亮冲来，被告人汪亮拾起汪明付家门前的一块砖头，在看到汪明余距汪明付身后一米左右的情况下砸向汪明付，砖头最终砸中汪明余头部，致汪明余受伤，经司法鉴定，汪明余的伤情构成重伤。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汪某的定性主要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汪亮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汪亮在面对汪明付的现实危险时，此时是近似于防卫状态中，主观上没有伤害汪明余的故意，而且汪亮拿砖头砸的对象是汪明付，而不是汪明余，对汪明余的重伤，不是汪亮所期待的结果，不是故意行为的内容，所以对最终造成汪明余重伤，只是一种过失行为，应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定被告人汪亮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并致人重伤，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同时被告人汪亮还应对犯罪行为所造成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予以赔偿。经查，被告人汪亮拾砖头砸汪明付时，看到汪明余和汪明付相距不远，应明知其持砖砸击行为可能发生伤害汪明余身体的结果，仍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其主观动意应属于刑法所称的间接故意，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评析] 上述两种意见争论的焦点，关键在于区分过失致人重伤罪与故意伤害罪的不同。 这两个罪名客观上都造成了致人重伤的后果，只是二者在主观方面有所不同。故意伤害罪中，行为人对出现重伤结果主观心态上是出于故意的目的；而过失致人重伤罪中，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被害人重伤的结果，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被害人重伤的结果。就本案，具体是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的区别，间接故意是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有放任态度，持无所谓的态度，不反对、从内心上讲，是可以容忍的。过于自信是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有反对态度，没有想到重伤结果会发生，主观上只对重伤结果有过失，并无伤害的故意。 在本案中，被告人汪亮在主观上应明知自己手拿砖头朝汪明付方向砸向，自己应知道砖头可能砸中汪明付或其他的人，因其他人在汪明付周围不远，对最终砸中谁，此时基本上持放任态度，即砸中汪明付最好，要是砸中汪明付只相距不远的汪明余等其他人也行，在这种心理支配下，砖头最终砸中汪明余头部，致汪明余受伤。汪亮置汪明付本人及周围人身安全于不顾，即明知会发生汪明付本人及周围人受伤的后果，而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属于间接故意的心理。 综上所述，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的看法，即被告人汪某的行为构成了故意伤害罪，而不应认定为过失致人重伤罪。（涉及人名均为化名）

非法拘禁罪引，是指以拘押、禁闭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 非法拘禁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身体自由权，所谓身体自由权，是指以身体的动静举止不受非法干预为内容的人格权，亦即在法律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身体行动的自由权利。公民的身体自由，是公民正常工作、生产、生活和学习的保证，失去身体自由，就失去了从事一切正常活动的可能。 概念　　[1]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因此，非法拘禁是一种严重剥夺公民身体自由的行为。 特征 　　一、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 非法拘禁罪 　　人身自由权，是公民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支配自己身体活动的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只有依法律规定被法律授权的单位才能依法剥夺其自由权，除此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权。 　　二、本罪在犯罪客观方面的表现是： 　　1．行为人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2．行为人实施了非法拘禁行为，故意剥夺他人人身自由 　　3．行为人有造成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结果； 　　4．行为人采用了捆绑、关押、禁闭等手段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 　　三、本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犯罪主体包括无权行使拘禁权的人和有权行使拘禁权的人滥用职权两种非法拘禁行为。 　　四、本罪在犯罪主观方面的表现是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即行为人明知自己采取的行为会产生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而故意为之，并积极追求这种结果产生的故意行为。 犯罪构成 侵犯对象 　　非法拘禁罪侵害的对象 非法拘禁罪 ，是依法享有人身权利的任何自然人。身体自由权作为一种人格权，是组成民事权利体系之一的人身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事权利的享有基于民事权利能力。凡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之自然人均依法享受包括身体自由权在内的民事权利。民事权利能力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因此非法拘禁罪侵害的对象，包括一切自然人（即基于自然规律而出生的人），即包括无辜公民、犯错误的人、有一般违法行为的人和犯罪嫌疑人。有一种观点认为，非法拘禁罪中的“他人”，只是指有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活动能力的人，包括潜在的有意志活动能力的人在内，如幼儿、醉酒者和熟睡中的人。但不应包括完全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活动能力的人，如婴儿、严重的精神病患者。 客观要件 　　非法拘禁罪客观上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身体自由的行为。 　　这里的“他人”没有限制，既可以是守法公民，也可以是犯有错误或有一般违法行为的人，还可以是犯罪嫌疑人。行为的特征是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的身体自由。凡符合这一特征的均应认定为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罪，如非法逮捕、拘留、监禁、扣押、绑架，办封闭式“学习班”、“隔离审查”等等均是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概括起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拘束人的身体，剥夺其身体活动自由，如捆绑；另一类是间接拘束人的身体，剥夺其身体活动自曲，即将他人监禁于一定场所，使其不能或明显难以离开、逃出。剥夺人身自由的方法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例如，将妇女洗澡时的换洗衣服拿走，使其基于羞耻心无法走出浴室的行为，就是无形的方法。此外，无论是以暴力、胁迫方法拘禁他人，还是以欺诈方法拘禁他人，均不影响非法拘禁罪的成立。 　　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是一种持续行为，即该行为在一定时间内处于继续状态，使他人在一定时间内失去身体自由，不具有间断性。时间持续的长短不影响非法拘禁罪的成立，只影响量刑。但时间过短、瞬间性的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则难以认定成立非法拘禁罪。 　　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必须是非法的。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对于有犯罪事实和重大嫌疑的人采取拘留、逮捕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行为，不成立非法拘禁罪。但发现不应拘捕时，借故不予释放，继续羁押的，则应认为是非法剥夺人身自由。对于正在实行犯罪或犯罪后及时被发觉的、通缉在案的、越狱逃跑的、正在被追捕的人，群众依法扭送至司法机关的，是一种权利，而不是非法剥夺人身自由。依法收容精神病患者的，也不是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行为。 主体要件 　　非法拘禁罪的主体既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是一般公民 非法拘禁罪 。从实际发生的案件来看，多为掌握一定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基层农村干部。另外，这类案件往往涉及的人员较多。有的是经干部会议集体讨论决定的；有的是经上级领导同意或默许的；有的是直接策划、指挥者，有的是动手捆绑、奉命看守者。因此，处理时要注意，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只是其中的直接责任者和出于陷害、报复和其他卑鄙动机的人员。对其他人员应实行区别对待，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 主观要件 　　非法拘禁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并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为目的。 　　过失不构成非法拘禁罪。非法拘禁他人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因法制观点差，把非法拘禁视为合法行为；有的出于泄愤报复，打击迫害；有的是不调查研究，主观武断、逼取口供；有的是闹特权、耍威风；有的是滥用职权、以势压人；也有的是居心不良，另有所图。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只要具有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目的，故意实施了非法拘禁他人，即构成非法拘禁罪，如果非法剥夺他人身自由是为了其他犯罪目的，其他犯罪比非法拘禁罪处罚更重的，应以其他罪论处。 认定 　　（一）非法拘禁罪与非罪的界限 　　1．划清一般非法拘禁行为与非法拘禁犯罪。非法拘禁行为，只有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才构成犯罪。因此，应当根据情节轻重、危害大小、动机为私为公、拘禁时间长短等因素，综合分析，来确定非法拘禁行为的性质。 　　[2]　2．划清违法拘捕与非法拘禁罪的界限。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违法拘留、逮捕是违反拘留、逮捕法规的行为，一般是司法人员在依照法定职权和条件的情况决定、批准、执行拘捕时，违反法律规定约有关程序、手续和时限，并不具有非法拘禁的动机和目的。如：一般的超时限报捕、批捕；未及时办理、出示拘留、逮捕证；未依法及时通知犯罪嫌疑人家属或单位；未先办理延期手续而超期羁押人犯的等，都不构成非法拘禁罪。因各种客观因素造成错拘、错捕的，也不构成犯罪。 　　（二）非法拘禁罪与刑讯逼供罪的界限 　　两者都属于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实践中往往互相牵连，容易混淆。两者的区别在于： 　　1．主体要件不同。前者是一般主体，后者只能是国家司法工作人 　　2．犯罪对象不同。前者是一般公民，后者只能是被控有违法犯 非法拘禁罪 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 　　3．犯罪行为表现和目的不同。前者是以拘禁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后者是对犯罪嫌疑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如果两罪一起发生，互有关联的，一般应按牵连犯罪从一重罪处理。非国家工作人员有类似“刑讯逼供”等关押行为的，不定刑讯逼供罪，可以非法拘禁罪论处。 　　（三）非法拘禁罪的一罪与数罪 　　1．非法拘禁罪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及暴力取证罪的牵连、竞合 　　非法拘禁罪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牵连，通常表现为在非法拘禁过程中，行为人对被害人进行暴力加害，或者行为人用非法拘禁方法故意使被害人因冻饿等原因而死亡、受伤等。对于在非法拘禁中对被害人加害的情况，应当注意，本条第2款明确规定，非法拘禁“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因此，一方面对于这种情况只应按一重罪即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另一方面，要注意其适用的条件：必须是在非法拘禁中“使用暴力”且“致人伤残、死亡”。这里的“伤残”不包括轻伤，而是指重伤，但不限于肢体残废的情形，而是包括各种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情形在内。至于上述后一种情况，即行为人目的即在于故意伤害、故意杀害被害人，只不过其方法采用了非法拘禁而已，自然应按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从一重罪定罪处罚，即按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非法拘禁罪与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形成牵连犯形态或想象竞合犯形态的情况，表现为司法工作人员非法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证人拘禁，在此过程中又进行刑讯逼供或暴力逼取证言的行为。对于这种情形，应按刑讯逼供罪或暴力取证罪对行为人定罪处罚。当然，如果行为人在拘禁他人进行刑讯逼供、暴力逼取证言过程中致人伤残、死亡的，应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2．非法拘禁罪与妨害公务罪的想象竞合 　　妨害公务罪，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或者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 非法拘禁罪 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除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不需要“暴力、威胁方法”外，暴力、威胁方法是其他妨害公务行为构成犯罪必备的行为方法条件。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一般是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特定人员的身体实行打击或强制，例如殴打、捆绑等。司法实践中，往往有以捆绑等非法拘禁的方法妨害公务的案件发生。这实际上是一行为同时触犯两个罪名，属于想象竞合犯，对此应择一重罪从重处罚。但是，本法对非法拘禁罪和妨害公务罪基本构成的法定刑设置基本相同，这就涉及到究竟应以哪个罪名对行为人定罪处罚的问题。我们认为，应以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这样可以更好地反映行为的整体性质和本质特征。当然，如果在非法拘禁妨害公务中过失致人重伤或死亡的，应当依照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因为本条对非法拘禁致人重伤、死亡的规定了结果加重犯的法定刑（不过，如是故意致人重伤、死亡，则对行为人应定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不再以非法拘禁或妨害公务罪定性）。 　　3．非法拘禁罪与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的想象竞合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与非法拘禁罪的竞合问题，在表现上也大致相同于妨害公务罪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在我国刑法上规定为“告诉的才处理”，而非法拘禁罪却无此规定，这样，当两个罪名在特定情况下发生竞合关系时，应分不同情况予以分析： 　　（1）如果以非法拘禁干涉他人婚姻自由，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且被害人未向司法机关告发的，不宜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由于本法规定了告诉才处理的原则，在处理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与非法拘禁罪的想象竞合时，如果当事人未告诉，就不宜按通常的处理原则适用非法拘禁罪；如果当事人已告诉，则应按想象竞合犯处理，以非法拘禁罪论处。 　　（2）如果以非法拘禁方法干涉他人婚姻自由，引起被害人死亡的，应以想象竞合犯的原则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这是因为，本法第257条规矩，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引起被害人死亡的，不在“告诉的才处理”之列。因此，出现这种情况的，应以想象竞合犯的原则处理。不过本条规定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本法第257条规定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致人死亡的，法定刑为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二者相比较，前者为重，因此应适用非法拘禁罪的条款。但是，考虑到前者重得多，而且考虑到本法第257条的立法精神，在适用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法定刑时，可适当取其轻者。 　　（3）以非法拘禁方法干涉他人婚姻自由，致人重伤的，应视当事人是否告诉而分别处理：第一，当事人向司法机关告诉的，应按想象竞合犯的原则，以非法拘禁罪的基本构成的法定刑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不能以非法拘禁“致人重伤”的法定刑处理。这时因为本法第257条虽未指明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致人重伤的应如何处理，但从该条第2款的规定看，只把“致使被害人死亡”这一情节作为加重构成，所以根据其立法原意，致人重伤的，也包括在本法第257条第1款即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的基本构成中，属于“告诉的才处理”的范畴，第二，如果当事人未告诉的，就不应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处罚 　　根据刑法第238条第1款、第2款的规定，犯非法拘禁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犯非法拘禁罪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非法拘禁罪的，从重处罚。 　　所谓具有殴打、侮辱情节，是指为实行非法拘禁而在拘禁过程中进行殴打或侮辱。作为非法拘禁罪严重情况的殴打、侮辱是否包括殴打、侮辱行为独立构成犯罪的情形，应当包括轻伤罪和侮辱罪在内，但是不应包括重伤害的故意伤害罪在内，对于过失造成重伤的，应适用非法拘禁罪的加重结果犯之法定刑；故意造成重伤的，则应根据本条第2款的转化犯规定，以故意伤害罪论处。 　　所谓“致人重伤”、“致人死亡”仅仅是指过失致人重伤、致人死亡，且不包括以轻伤为故意而过失地造成重伤的情形在内，因为这种情形仍为故意重伤罪的范畴。 　　所谓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指的是为索取合法债务的情形。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非法拘禁罪的规定处罚。而如果是行为人为索取非法财物而扣押、拘禁他人的，按照司法解释仍定非法拘禁罪 　　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非法拘禁罪从重处罚，仅限于“利用职权”的情形；没有利用职权的，不得从重处罚。另外，应当注意，行为人非法拘禁具有多个从重处罚情节的，应在更大幅度上从重处罚。比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拘禁，又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就属于这种情况。 　　四、拘禁婴儿、高度精神病人 　　非法拘禁罪的行为对象[3]必须是有场所移动自由的自然人。由于人的行动是受意识支配的，所以身体活动自由就是意思活动的自由，这种自由事实状态的，而不以行动者在法律上具有责任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为限。至于婴儿、高度精神病人等缺乏变更其所停留场所的意思决定能力，完全没有行动自由，不能成为非法拘禁罪的行为对象。借助于拐杖可以移动的人、能够独自移动的幼儿等，则能够成为非法拘禁罪的侵害对象。 刑法规定 　　第二百三十八条　【非法拘禁罪】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 《刑法》 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罪】、第二百三十二条【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2000年7月13日 　　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注意事项 　　（1）司法工作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拘留、收容或者逮捕了人犯，后经查明无罪，立即予以释放的，这种情况属于错拘错捕，不是非法拘禁。但是，如果已经检察机关或者人民法院依法决定解除强制措施，有关执法人员仍拒不释放或者拖延释放的，则应视为非法拘禁的行为。 　　（2）从司法实践看，非法拘禁他人时间较长的；非法拘禁他人具有殴打、侮辱等情节的；多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非法拘禁多人，造成很坏影响的；非法拘禁致使他人精神失常或自杀的；非法拘禁致人重伤、死亡的；非法拘禁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等等，应以非法拘禁罪论处。如果非法拘禁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坝u不构成犯罪。 　　司法工作人员，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应严格执行。 　　（3）如果在非法拘禁过程中，故意致人重伤或者故意将他人杀害的，或者对被害人进行殴打、侮辱的行为已达到犯罪程度的，则应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实行数罪并罚。如果非法拘禁的行为同其他犯罪行为之间存在着牵连关系，如用非法拘禁的方法故意使被害人冻饿而死，就同时触犯了非法拘禁和故意杀人两个罪名，应当按照处理牵连犯的原则，择一重罪处罚，不必实行并罚。 　　（4）以索债为目的，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主要指社会上出现的因债权债务纠纷引起的“人质型”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行为，应视为非法拘禁，不能以绑架勒索罪论处。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199．9．9高检发释字〔1999〕2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案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案（第238条）非法拘禁罪是指以拘禁或者其他强制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利用职权非法拘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非法拘禁持续时间超过24小时的 　　2．3次以上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一次非法拘禁3人以上的 　　3．非法拘禁他人，并实施捆绑、殴打、侮辱等行为的 　　4．非法拘禁，致人伤残、死亡、精神失常的 　　5．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 　　6．司法工作人员对明知是无辜的人而非法拘禁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2000．7．13法释〔2000〕19号）为了正确适用刑法，现就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解释如下：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绑架罪，是指勒索财物或者其他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绑架他人的行为。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 　　1979年刑法没有专门规定此罪名。绑架罪罪名源于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2条第3款规定了“绑架勒索罪”。1997年修订刑法时对罪状作了修改和补充，因而将罪名相应地改为“绑架罪”。 　　刑法第239条：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刑法修正案（七）】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三款的规定处罚。 构成要件 　　绑架罪的构成要件是：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健康、生命权利及公私财产所有权利。因为行为人以暴力，胁迫等手段对他人实施绑架，直接危害被害人的生命健康。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常常以危害被害者相威胁，迫使其家属交付赎金；在绑架过程中，被害人往往受虐待、重伤甚至惨遭杀害；还有的将被害人危害后再勒索财 绑架吴若甫案主犯被判死刑 物。立法者将绑架他人的行为放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这一章中，表明强调的也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这种犯罪实际上就是旧社会甚为猖獗的“绑票”行为，新中国成立后已经绝迹，近些年来又重新出现，并有发展的趋势，对社会危害极大。为了有力惩治这种犯罪，刑法将绑架行为单立为罪名。犯罪对象是“他人”。“他人”既包括妇女、儿童，也包括妇女、儿童以外的人。 　　2、客观方面表现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的方法，绑架他人的行为。“暴力”，是指行为人直接对被害人进行捆绑、堵嘴、蒙眼、装麻袋等人身强制或者对被害人进行伤害、殴打等人身攻击手段。“胁迫”，是指对被害人实行精神强制，或者对被害人及其家属以实施暴力相威胁。“其他方法”，是指除暴力胁迫以外的方法，如利用药物、醉酒等方法使被害人处于昏迷状态等。这三种犯罪手段的共同特征，是使被害人处于不能反抗或者不敢反抗的境地，将被害人非法绑架离开其住所或者所在地，并置于行为人的直接控制之下，使其失去行动自由的行为。法律只要求行为人具有绑架他人其中一种手段就构成本罪。 　　3、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岁的人对本罪是否应负刑事责任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由于这种犯罪的“危害性特别大，凡是年满14岁并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构成① 。我们认为，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岁的人，如果仅参加了绑架的行为，但未参与杀害、伤害被绑架人，没有实施刑法第十七第二款规定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行为，该未成年人对这种绑架行为不负刑事责任。但应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如果在绑架过程中实施了杀害或者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被绑架人的，则应按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4、主观方面由直接故意构成，并且具有勒索财物或者扣押人质的目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他人“，是指采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的方法，强行将他人劫持，以杀害、杀伤或者不归还人质相要挟，勒令与人质有关的亲友，在一定期限内交出一定财物，”以钱赎人。这里的“财物”应从广义上理解，不局限于钱财，也包括其他财产利益。“绑架他人作为人质“，是指出于政治性目的，逃避追捕或者要求司法机关释放罪犯等其他目的，劫持他人作为人质。 “绑架罪”的量刑分歧 　　一般从司法实践来看，在对绑架罪的犯罪构成特征、情形的认定和量刑尺度的把握上存在着较大分歧或困惑，主要表现在：一是非典型绑架罪与典型绑架罪之间法律的界定，比如勒索型绑架罪与索债型非法拘禁罪和敲诈勒索罪之间的法律界限问题；二是量刑困惑。由于对绑架罪的立法本意涵盖的内容在执行理解上有较大偏差，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导致两个极端，要么在十年以上量刑，要么就按免予刑罚处罚处理，中间未设过渡刑。两者量刑差距之大，导致司法裁决的混乱。因此，有必要对绑架罪的罪名涵义、犯罪构成要件及其本质特征、罪与刑的冲突等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 关于绑架罪的立法涵义的理解 （一）从法条本身理解 　　绑架罪应当包括并列的两种情形：一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而绑架他人的行为，二是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以达到绑架者的主观目的行为。"劫持绑架人质"理所当然地包括在此定义之内，"勒索钱财"这个犯罪目的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主要界限，行为人主观目的的内容对于确定绑架罪起着决定性的意义。 （二）从学理通说理解 　　在实践中，有的学者认为，如果立法者试图用列举方式穷尽勒索手段是不现实的。有的学者则认为绑架罪应当在立法体例上采用类似于《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款"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罪状叙述模式。由于"勒索"一词本身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且外延又不周密。无法用列举的方式加以穷尽。按通说来理解，绑架罪应当是指以勒索钱财或扣押人质为目的，采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劫持他人作人质的行为。这里的"其他方法"主要是指除暴力、胁迫以外的一切可能导致他人人身自由遭受程度严重的强制性限制的一切范围。笔者以为立法者关注的绑架罪的概念应当是指那些利欲熏心、图财害命或以杀害杀伤人质为目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该类犯罪往往表现为手段极其残忍，主观恶性程度极深，社会危险程度极大。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可以表明立法者极力规制的绑架罪的内涵囊括了现实中所有扣押人质的违法犯罪行为。 关于非典型绑架罪的转化 　　绑架罪的典型特征就是行为人以扣押人质为手段，以杀伤人质为要挟，勒令在一定时间内交付一定数额的金钱或满足一定要求为条件以换取人质，因此它所侵害的客体既包括人质的人身自由，生命健康权，也包括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而在司法实践中，某些非典型的绑架罪在具备了绑架罪的基本构成要件时，也可以转化为绑架罪。实践中主要是指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的转化。由于我国《刑法》第238条规定："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以非法拘禁罪论处"，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导致这样的错误认为，即基于索债为目的，均以非法拘禁罪论，正因为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在客观方面均表现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故非法拘禁罪也可以由"绑架"来完成①，二者在实践中极易产生混淆。 （一）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的学理界定 　　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在客观方面均表现为行为人以暴力、胁迫和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但在客观上的相似性并不能混淆两者之间的质的区别。首先，在主观上，表现为行为人主观犯意的目的和故意的内容不同。绑架罪的主观动机是勒索钱财或其他非法利益，绑架扣押人质只是实现主观目的手段，而非法拘禁罪主观意图就是为了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其次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对被害人人身自由限制性程度不同，使用方式方法（手段）也有差异。在绑架案中，行为人一般都采取超强度的暴力等手段，致使被害人不能反抗，无法反抗和不敢反抗，一般在被害人掳离住所置于偏僻荒野之处，给被害人的心理造成极大恐慌。而非法拘禁罪一般表现为行为人低强度限制人身自由。再次在案件发生的因果关系上，前者表现为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一般没有恩怨和其他往来，行为人的目的就是通过绑架的实施达到勒索钱财的目的，或通过扣押人质获取其他非法利益，而后者较多的表现为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因纠纷和其他利害关系而产生，在案发的起因上，被害人往往有过错。此外两者在责任主体的要求上和量刑上都存在很大差异。 （二）非典刑绑架罪的转化的司法认定 　　所谓转化罪指的是行为实施某种较轻的犯罪时，由于相关连带的行为同时又触犯了另一个较重的犯罪时，刑法规定以较重的罪论处。如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或死亡就属于这种情况。非法拘禁罪在具备某些条件时可以转化为绑架罪。陈某先后三次借5000元钱给吴某用于生意经营，并约定还款日期，到期后陈某多次向吴某索款未果，遂生扣押吴某儿子以索取债务之念头，陈某将吴的儿子劫持到一住所内，用电话勒索吴人民币40000元，声称如不交付算数赎金即行撕票，吴报案陈被抓获。从该案例看，陈的行为开始属于典型的扣押人质以索取债务，但陈除了索取与吴本身的债务关系外，又转念向吴勒索40000元，至此，陈的主观犯罪故意的内容已发生变化，其行为具有以勒索钱物为目的的绑架罪构成的全部要件，法院最后以绑架罪判处其十年徒刑。 　　这里有立法者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索债型非法拘禁罪转化为勒索型绑架罪的情形认定。以索取债务为目的，勒索多少数额的钱财，即可转化为绑架罪的问题②，这种是基于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情况下的罪刑转化。二是如何解决债权债务不明情况下，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的转化问题。笔者认为，考察该罪的转化，既要考察行为人主观直接故意的内容，审查其犯罪的目的和动机是否出于勒索钱财为目的，又要考察该罪转化的范围和条件的特定性，也就是行为人是否已具备了绑架罪构成的全部要件，而不能简单的以结果论，即必须将主观目的、犯意的内容与客观方面的行为相结合来综合评判。 关于绑架罪的犯罪形态及罪数形态的评定 　　司法实践中，对于绑架罪的既遂及未遂的认定标准，行为人在实施绑架过程中致被害人重伤或死亡是否以数罪并罚论处历来有分歧。 （一）绑架罪的既遂与未遂和中止 　　犯罪既遂是指某一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实践中，有的人认为只要绑架行为实施完成，即构成犯罪既遂，也有人认为应当以是否实际取得财物利益或其他非法利益为判断既遂行为的标准。笔者认为，评判既遂未遂不能简单地从犯罪行为的客观表现形式上机械地分析，绑架罪客观行为应当视为单一行为而不是双重行为，应当以绑架行为是否已实际控制了被害人质，并将其置于自己实际支配之下为标准，如果行为只实施了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并未对人质的人身实际控制，不构成既遂，那种以是否实际取得钱财或其他非法利益为客观评判标准是简单的结果论。王某因赌博输了钱，就产生绑架小孩A的念头，一日上午将A绑至一偏僻的旧房内，要求A的父亲送5万元钱。后见A苦苦哀求，王将小孩放掉。对此案的犯罪形态的认定直接关系到王的量刑，有人主张绑架既遂，有人主张绑架未遂，还有主张绑架（中止），这样偏差缘于对绑架罪既遂的标准的不同理解。很显然，王某在实施绑架行为以后，由于自动放弃继续勒索行为，结束控制被害人处于的不法状态，应当以中止犯论处。 （二）绑架罪的罪数形态问题 　　从司法实践分析，绑架罪罪数形态的认定主要存在于以下二种情形：一是在绑架罪实施过程中又犯其他罪刑，二是实施组织罪行为过程中又犯绑架罪的，本文仅就第一情形加以探讨。我们知道绑架罪侵犯的是复合客体，犯罪行为人侵害的不仅是被害人的人身健康，有时还涉及到生命及健康权。 　　1、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情形。犯罪分子在绑架行为实施过程中，除了非法劫持人质剥夺其人身自由权，有时还造成被害人重伤和死亡结果的发生。是否定绑架罪和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不应按数罪并罚来处理，行为人实施绑架致人重伤、死亡结果的发生有时并不是犯罪分子追求的结果，而是绑架行为的连带行为，这种严重的法律后果并非出于行为人主观上的两种独立的犯意，也非两个独立行为，刑法理论上称之为想象竞合犯，即行为人出于一个故意，实施一种行为"绑架殴打致人重伤或死亡。"结果触犯数个不同罪名，是想象的数罪而不是实质数罪，应当择一重罪处断，以绑架罪结果犯量刑处罚。因为重伤或死亡作为绑架罪判处死刑的法定情节，作为包容犯可作绑架情节从重处罚③。 　　2、绑架人质同时劫取财物。关于这一点理论界分歧很大。行为人A绑架被害人B之后，同时又劫走B身上人民币3000元。某法院以绑架罪情节从重处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对此笔者持有异议。理由有：（1）从主观目的内容看，行为人绑架被害人是出于勒索钱财为目的，在未抢劫被害人钱款之前，其目的具有单一性，见被害人钱物后，又采取暴力、胁迫等手段劫走现金3000元，符合我国刑法关于抢劫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应该将绑架行为和劫钱行为看作是在两种不同主观意识支配下的两个独立犯罪行为。（2）刑法关于绑架罪和抢劫罪并未规定两者可以相互吸收和包容。（3）对已满14岁未满16周岁这一年龄段犯绑架罪，一般情节未规定负责刑事责任，可定抢劫罪以解决这一责任或缺的问题。综上所述，应定绑架罪和抢劫罪，实行数罪并罚④。 　　3、绑架杀害人质后又劫取财物。绑架杀害人质定绑架罪无疑，那么人质被害后，犯罪行为人劫走财钱是否应当作为绑架罪从重量刑情节考虑？抑或是一个独立的罪名？笔者认为，犯罪行为人杀人又劫财是出于两个犯意和两个行为，结果触犯二个罪名，应当以绑架罪和盗窃罪并处。 刑事责任 　　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犯本罪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犯前款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司法机关在适用本条规定处罚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是指由于在绑架过程中对被绑架人使用 绑架罪漫画 暴力或者进行虐待等导致被绑架人死亡，以及被绑架人在绑架过程中自杀身亡的行为。“杀害被绑架人”，是指在劫持被绑架人后，由于勒索财物或者其他目的没有实现以及其他原因，故意将被绑架人杀害的行为。 　　2、由于法律对绑架致使被害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立法上采用的是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而且是处死刑，因此，司法机关在适用时应当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严格掌握适用的条件。 　　绑架他人后，又实施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行为的，被绑架罪所包容，不单独定罪。如实施强奸等行为的，则应实行数罪并罚。 认定绑架罪应当注意的问题 　　1、划清绑架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中绑架妇女、儿童的界限。这两种犯罪犯罪手段上都使用了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但有明显区别：一是犯罪的目的的不同。前者以勒索被绑架人的财物、扣押人质为目的，后者以出卖被绑架的妇女、儿童为目的。二是犯罪对象不同。前者绑架的对象是指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一切人，后者则仅指妇女儿童。 　　2、划清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的界限。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因债权债务关系引起的“人质型”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案件，即以强行扣押“人质”的方式，胁迫他人履行一定行为为目的的违法犯罪行为。“一定行为为目的”，实践中大多是健债款，要求“以钱换人”。这种行为从形式上看与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行为很相似，但实质上有很大区别：第一，犯罪目的不同。前者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后者以逼索债务为目的，以扣押“人质”作为讨还债务的手段。第二，犯罪对象不同。前者以绑架的人自身完全无过错，而后者以绑架的“人质”大多自身有过错（如欠债不还），甚至有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也有的纯属索然无辜。因此，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非法拘禁罪的规定处罚。 　　3、正确 认定偷盗婴幼儿的犯罪性质。对于偷盗婴儿的案件，应当按偷盗婴幼儿的目的不同，分别定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勒索财物为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应当以绑架罪定罪，并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鏀。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则应当以拐卖儿童罪定罪，并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4、划清一罪与数罪的界限。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将被害人杀害后勒索财物的行为，是定一个罪还是定两个罪，认识和做法都不一致。例如，被告人苏XX为勒索钱财，于1993年11月29日将其堂倒苏X（11岁）诱骗至偏僻无人处杀害，尔后向苏X的家长投送匿名恐吓信，勒索得款2万元。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绑架勒索罪，判处被告人苏XX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XX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对此案是定一罪还是两罪，看法有分歧。一种意见主张定绑架勒索一个罪。理由是：上诉人在绑架他人之后实施杀人的行为，属于“撕票”行为，可作为绑架勒索罪中“情节特别严惩”的行为予以从重处罚。另一种意见主张定绑架勒索和故意杀人两个罪，实行并罚。理由是：“撕票”是指行为人勒索财物未逞后杀害“人质”的行为。而本案上诉人在勒索财物之前就杀害了“人质”，杀人是为了灭口。上诉人实施的杀人行为与绑架勒索行为，如同在抢劫过程中行为人为灭口又将被害人杀害一样，是出于两个故意，触犯了两个罪名，故应定两个罪。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高铭暄:刑法每次修订都见证社会进步 民检察院在《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只规定了绑架勒索罪的客观方面是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他人的行为，而不包括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在内。我们赞同前一种观点。第一，行为人绑架他人的目的虽是为了勒索财物，但这种犯罪侵犯的不仅是被害人的财产权利，而且首先侵犯的是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包括健康和生命权利，所以台湾刑法又称此种犯罪为“掳人勒赎”罪。第二，使用暴力、胁迫的手段绑架他人是本罪在客观方面的重要特征。使用暴力、胁迫手段所造成的后果，就包括在绑架“人质”过程中可能导致“人质”死亡，或者出于灭口等动机将“人质”杀害在内，所以这种犯罪的人身危险性很大。第三，本罪在主观方面的故意 。但这种故意属于概括的故意，既包括勒索财物的故意，也包括危害“人质”的故意，而不仅仅是勒索财的故意。概括知音的犯罪对象是不确定的，它只要求行为人对犯罪的事实有概括的认识就可以构成故意犯罪，并不要求行为人明确犯罪结果发生有什么对象上。第四，鉴于绑架勒索罪的社会危害性很大，因此法定刑很重，起刑点就是十年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则处死刑。将“人质”绑架并加以杀害，就属“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之一。至于是在勒索财物以前还是勒索财物未逞之后将“人质”危害，属于犯罪的具体情节，并不影响犯罪性质的认定。所以，不能以行为人“撕票”前后杀害“人质”，作为认定一罪与数罪的标准。此案虽然发生在1997年刑法修订前，适用的是《决定》，但理由是一样的。且1997年刑法已将“情节特别严重”具体改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既明确，又便于操作。因此，对于既绑架他人，又将被绑架人杀害的，只能定绑架一个罪，不能定绑架和故意杀人两个罪，实行并罚。 　　5、正确掌握绑架罪的既遂标准。绑架罪的既遂，应以行为人是否将被害人劫持并实际控制为标准。即行为人只要实施了绑架他人的行为，就构成绑架罪的既遂，而不是以勒索的财物是否到手或者其他目的是否达到为标准。如果由于被害人的反抗或者他人及时进行解救等客观方面的原因，使绑架没有得逞，因而未能实际控制被害人的，则构成绑架罪的未遂。 　　6、抢劫罪与绑架罪的区别。所谓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立即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而绑架罪，是指以勒索财物或者扣押人质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绑架他人的行为。抢劫罪与绑架罪的区别在于： 　　（1）主观方面故意的内容不完全相同。前者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后者有的以勒索财物为目的，有的以扣押人质为目的。 　　（2）犯罪的方式不同。前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将财物劫走；而后者则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他人，尔后向被绑架人的亲属勒索财物或者向有关方面提出非法要求。

拐卖妇女儿童罪是指以出卖或收养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这是一种世界性犯罪。二、三十年以来在中国大陆有愈演愈烈之势。尤其在贫困地区云贵川和流动人口集中的发达地区如东莞深圳福建等地，此类犯罪长期猖獗。 基本特征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权利与人格尊严。本罪的对象仅限于妇女和儿童。 受害者 　　2、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或者偷盗婴幼儿的行为。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妇女，是指已满14周岁的女性，既包括具有中国国籍的妇女，也包括具有外国国籍和无国籍的妇女。儿童，是指不满14周岁的男女儿童。拐骗，是指以欺骗、利诱等非暴力手段将妇女、儿童拐走，以便出卖的行为。绑架，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劫持、控制妇女、儿童的行为。收买，是指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买取、换取妇女、儿童的行为。贩卖，是指将妇女、儿童当作商品出售给他人以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接送，是指行为人在拐卖妇女、儿童过程中的接收、运送的行为。中转，是指为拐卖妇女、儿童的罪犯提供中途场所或机会。偷盗婴幼儿，是指秘密窃取不满6周岁的儿童的行为。本罪是选择性罪名，行为人只要实施上述七种行为之一的，就构成本罪，同时实施两种或两种以上行为的，亦构成一罪，而不实行数罪并罚。 　　3、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 　　4、本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并且具有出卖的目的。 构成要件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被害妇女、儿童的身体自由权和人格尊严权。身体自 拐卖妇女儿童罪(获刑人员) 　　由权是指以身体的动静举止不受非法干预为内容的人格权；人格尊严权，是指与民事主体的尊严密切相关的以精神性人格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被害妇女、儿童被拐骗后，处于行为人控制之下，处于被欺骗、任其摆布的境地，失去决定自己去向的身体自由权，行为人将被害妇女、儿童当作商品出卖，损害其做人的尊严。至于本罪所引起的被害人家庭妻离子散，有时甚至家破人亡是本罪的危害后果，而非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对象为妇女、儿童。“妇女”指14周岁以上的女性。根据最新司法解释的规定，这里的“妇女”既包括具有中国国籍的妇女，也包括具有外国国籍和无国籍的妇女，被拐卖的外国妇女没有身份证明的，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儿童”一般指14周岁以下的人。 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非法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或者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所谓拐骗，是指行为人以利诱、欺骗等非暴力手段使妇女、儿童脱离家庭或监护人并为自己所控制的行为。拐骗的方法多种多样：有的是在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物色外流妇女，并用谎言骗取信任，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有的是利用各种关系，花言巧语夸某地生活好，以帮助介绍对象、安置工作等为诱饵，诱骗妇女随自己离家出走；有的是以帮助照看为名将儿童从监护人手中骗走；有的则是以帮助引路、给零食等方法，将儿童拐走。所谓绑架，是指以暴力、胁迫、麻醉等方法将被害人劫离原地和把持控制被害人的行为。所谓收买，是指为了再转手出卖而从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手中买来被拐骗妇女、儿童的行为，所谓贩卖，是指行为人将买来的被拐的妇女、儿童再出卖给第二人的行为，接送、中转，是指在拐卖妇女、儿童的共同犯罪中，进行接应、藏匿、转送、接转被拐骗的妇女、儿童的行为。将收买、绑架、贩卖、接送、中转被拐骗妇女、儿童的行为作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表现形式，是本法对拐卖人口犯罪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根据本条规定，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拐骗、绑架 、收卖、贩卖、接送或者中转妇女、儿童中的任何一种行为，即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在五种行为方式中，拐骗和贩卖是拐卖妇女、儿童罪中最主要、最常见的客观表现。 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 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而且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出卖的目的。根据本条的规定，只要行为人以出卖为目的实施了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被拐妇女、儿童行为之一的，即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至于是否卖出，即犯罪目的是否实现不影响本罪的成立。但是，如果行为人实施上述行为并不是以出卖为目的，例如，是为了奸淫、收养、奴役、强迫卖淫等目的，则可能构成其他犯罪，不构成本罪。但实践中有的行为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是为了与被害人形成婚姻、家庭关系，并不是为出卖，而收买后，由于被害人反抗或者其他原因，行为人又将收买的妇女、儿童卖给他人，应以本罪处罚。实践中，拐卖妇女、儿童一般是以营利为目的，但也不能绝对排除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如出于报复他人动机而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如果仅强调以营利为日的，就会漏掉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实施此类行为， 犯罪认定 本罪与介绍婚姻索取财物的界限 　　借介绍婚姻而索取财物，是指行为人借为男女双方做婚姻介绍人的机会，向其中一方或双方索取财物的行为。借介绍收养而索取财物，是指行为人借为他人介绍收养的机会 　　，向收养一方索取财物的行为。又分拐卖妇女、儿童罪与上述两种行为，应当把握以下几点：1、是否具有欺骗和违背妇女意志的情形。被拐卖妇女除个别情况是出于妇女自愿以外，大多数是被欺骗和违背其意志的；而介绍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其婚姻是建立在女方自愿的基础上，并不违背其意志，不具有欺骗性。介绍收养儿童，须是出于双方自愿，特别是送养方必须是出于自愿、收养关系成立，介绍人只是起牵线搭桥作用。 　　2、收取财物的性质不同。拐卖妇女、儿童收取财物具有交易的性质，行为人获取的财物是妇女、儿童的身价，且数额较高；而介绍婚姻、介绍收养的，收取的财物具有酬谢的性质，不是将妇女、儿童作为买卖的对象，行为人是在婚姻、收养关系自愿成立的基础上索取酬金，数目相对较低。 　　3、主观目的不同。行为人拐卖妇女、儿童主观上是以出卖为目的；而介绍婚姻、 拐卖妇女儿童罪(受刑人员) 　　介绍收养儿童索取财物是以获取财物作为适当的酬谢。 本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一般情况下，拐卖妇女、儿童罪与诈骗罪很容易区分。但在实践中，有的妇女与他人合谋，以介绍婚姻或者被“卖”的形式设置骗局，骗取买方财物后逃走，有的妇女甚至跟“收买”者生活相当长一段时间。区别这种形式的诈骗罪与拐卖妇女罪应主要把握以下两点： 　　1、犯罪目的不同。诈骗罪的犯罪目的是骗取钱财；拐卖妇女罪的犯罪目的则是为了出售妇女后获得财物。 　　2、客观表现不同。诈骗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妇女与他人合谋共犯，骗取他人钱财；拐卖妇女罪则是行为人对妇女采取欺骗、蒙蔽手段，将其卖给他人。 本罪的一罪与数罪的界限 　　根据本条的规定，犯罪分子在拐卖妇女、儿童的过程中，有下列情形的，应当作为犯罪情节，不单独定罪，而与拐卖妇女、儿童罪实行并罚：（1）奸淫被拐卖的妇女。这里的“奸淫”，不论行为人是否使用了暴力或者胁迫等强制手段，也不论被害妇女是否有反抗行为，都可以认定为量刑情节，但不能单独定罪。（2）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3）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4）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 警察成功解救受害者 　　的。（5）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这里指的是，由于犯罪分子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直接、间接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例如：由于罪犯采用拘禁、捆绑、虐待等手段，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于罪犯的拐卖行为以及拐卖中的侮辱、殴打等行为引起被害人或其亲属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等等。除此之外，对在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过程中犯有其他罪行的，如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故意杀害、伤害的，对行为人应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实行并罚。 犯罪处罚 　　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1] 　　（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 　　（三）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 　　（四）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 　　（五）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 　　（六）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 　　（七）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八）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情节严重的处罚： 　　（一）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参照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的规定，这里所说的“情节特别严重”，是指本法第240条第1款所列的8项情形中特别严 拐卖妇女儿童的预防宣传 　　重的情节。在具体执行中，不应在这8项情形之外再扩大范围。（二）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的认定首要分子是指在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集团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犯罪分子。需要指出，在一起案件中，首要分子既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几个。凡符合法定特征的，都要认定为首要分子。根据本法第26条第3款的规定，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全部罪行处罚。 　　（三）拐卖妇女、儿童3人以上的认定拐卖妇女、儿童3人以上既可以是一次拐卖妇女、儿童3人以上，也包括多次拐卖妇女、儿童3人以上；行为人既可以是实施拐骗等6种行为之一而对象为3人以上，也可以是两种以上行为而对象总计为3人以上，如拐骗1人，中转过另外2人。但是，实践中往往出现被拐卖的妇女自愿随带自己不满14周岁的子女的情况，对此应如何认定行为人拐卖的人数呢，跟随被拐卖妇女的儿童能否计入总数：我们认为，关键要看行为人是否有将儿童一并出卖的目的，对此要考察行为人是否有以妇女所带儿童作价，与他人讨价还价的行为。对于没有一并出卖儿童的行为和目的的情况，不应将儿童计人拐卖的人数之中。 　　（四）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认定根据1991年“两高”《解答》的规定，这是指拐卖妇女的犯罪分子在拐卖过程中，与被害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而不论行为人是否使用了暴力或者胁迫手段，也不论被害妇女是否有无反抗行为，都应当按此项规定处罚。但如果不违背妇女意志的奸淫行为，则不在此列。比如妇女自愿被他人拐卖，在拐卖过程中又自愿地与拐卖人性交，任拐卖人奸淫，就奸淫而言，并不具有侵犯妇女人身权利之性质，不应适用本法第240条第1款“奸淫被拐卖的妇女”之规定。当然如果被拐卖的对象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行为人明知而与之性交的，即便幼女自愿，也具有奸淫幼女犯罪的本质，应适用该项规定。总之，这里的“奸淫被拐卖的妇女”，必须是在性质上已构成强奸罪或奸淫幼女罪的奸淫行为（但奸淫既遂与未遂在所不问）。 　　（五）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认定这里实际上包括两种情况：（1）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即指采用引诱、欺骗、强迫方法使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我们认为这种行为应限于拐卖过程中，如果行为人是先有引诱、强迫妇女卖淫的行为尔后又起意将妇女出卖的，或者拐卖妇女之后，又通过各种途径对该被拐卖的妇女引诱、强迫而使其卖淫的，应以拐卖妇女、儿童罪与引诱卖淫罪（当对象为不满14周岁少女时，则为引诱幼女卖淫罪）或强迫卖淫罪对行为人实行数罪并罚。（2）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这一情节中，要求拐卖人明知收买人迫使该妇女卖淫。如果行为人确实不知收买人将妇女买去是迫使其卖淫，对行为人追究这一行为的刑事责任（表现为从重处罚）没有合理根据，违背了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刑事责任原则。 　　（六）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认定这是指在拐卖过程中，行为人为制止被拐卖人或其亲属的反抗而实施捆绑、殴打行为，或者被拐卖 公安民警解救受害儿童 人及其亲属因犯罪分子的拐卖行为、拐卖中的殴打、侮辱、虐待、强迫卖淫、奸淫等行为而在精神上遭受打击，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情况，包括引起自杀在内。如果在拐卖过程中，行为人故意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实施杀害或重伤，对行为人应以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重伤）罪与拐卖妇女、儿童罪实行数罪并罚，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拐卖妇女、儿童罪可以由绑架行为构成。那么，对于行为人以出卖为目的绑架妇女、儿童的过程中，故意伤害或故意杀害被绑架的妇女、儿童的行为，在本法第239条中，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被明确规定为绑架罪的一个从重情节，故意重伤作为从重情节，根据“举重明轻”逻辑，也内涵于法条之中，因此对行为人不必以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与绑架罪实行数罪并罚。这就存在着矛盾之处，尚须有关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七）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认定在有分工的共同犯罪中，不论行为人是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罪法定的客观行为中之何种，只要其具有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目的，均与此情节符合，而不要求实际上已将妇女、儿童卖至境外，离开国境线。“境外”是指我国国境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回归之前的台、港、澳地区，香港、澳门已经回归中国，因此不应包括在“境外”之中。 　　（八）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采用偷盗的方式使婴儿脱离其监护人的监护，有时候公安部门打拐时解救被拐卖儿童，因为婴儿没有认知能力，没有办法找到婴儿亲生父母，给被拐卖者造成终生遗憾。 相关案例 　　收买被拐卖儿童被判刑 　　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8月30日公布了一起收买被 相关数据 拐卖儿童案的典型案例，警示“潜在收买者”。 　　被告人李中梅已生育两名女孩，得知安廷早（已判刑）系拐卖儿童的人贩子，遂请求其帮忙购买男婴“收养”。2008年1月，经安廷早联系，李中梅随其去山西省忻州市，收买被拐卖的男婴一名，支付36000元。2008年10月，经李中梅介绍，王新芝（同案被告人，已判刑）从安廷早、谢长府处收买一名被拐卖的男婴。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中梅明知是被拐卖的儿童仍予以收买，并帮助他人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其行为已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鉴于李中梅收买儿童系为了私自收养，且归案后认罪态度好，依法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2] 　　数据：前七月过半拐卖案判重刑 　　2010年1月至7月，全国各级法院受理拐卖妇女、儿童案件已达1233件，审结1060件，同比上升45.23%和32.43%；受理、审结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案件同比上升46.81%和33.33%。孙军工透露，1月-7月，对于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法院的重刑率为57.90%。 　　孙军工解释说，重刑在司法中主要指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这表明了司法机关对该类型案件的高压态势，这种高压态势今后将一直持续下去。 　　目前我国拐卖妇女儿童案件发生在农村地区较多，受重男轻女的观念影响，拐卖者拐卖男婴较多。最高法刑一庭副庭长薛淑兰透露，在福建、山东，有的村子收养男婴较为普遍。[2] 反拐工作 　　2008年10月28日日召开的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联络员会议上获悉，中国反拐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发案数总体下降，但部分地区此类犯 拐卖妇女儿童罪(专家研讨) 　　罪仍然比较突出，犯罪形势和手段也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中国将切实加强反拐打拐工作。 这些新的特点是：犯罪团伙化趋势明显，犯罪网络错综复杂；拐卖对象复杂化，以儿童为侵害对象的案件增多，非法收养仍然是拐卖儿童犯罪的主要目的；犯罪手段多样化、暴力化趋势明显，盗窃、抢夺儿童案件时有发生，部分犯罪嫌疑人通过网络聊天交友、相约游玩等新的作案手段拐卖妇女；犯罪地域逐渐扩大，跨国、跨境拐卖妇女儿童案件屡有发生。 　　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说，解决拐卖犯罪问题需要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国家反拐行动计划为多部门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对照工作分工，明确目标，完善措施，落实责任，狠抓落实，推动反拐工作向纵深发展。 　　《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已从今年1月1日起实施，此行动计划涉及28个部委，涵盖预防、打击、受害人救助、遣返及康复、国际合作等反拐工作的各个领域。按照行动计划，建立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公安部为牵头单位，各地区特别是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重点地区根据各自实际建立相应的反拐工作机制。 摸排13类来历不明儿童 　　公安部在进一步深化打拐专项行动的同时，已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来历不明儿童集中摸排行动，要求各地组织民警对本辖区实有人口中来历不明的儿童进行一次全面摸排，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查找、解救更多被拐儿童。 公安部要求，对其中疑似被拐卖儿童的，要采集生物检材经刑事技术部门检验后，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比对，查找其亲生父母。各地公安机关要从户籍管理、学籍管理、收养登记、人口计生、卫生防疫、群众举报等信息入手，以13类儿童为重点对象开展摸排行动，力争一个不漏。 　　这13类重点摸排对象为：1、未办理户籍登记的儿童；2、非亲属关系申报办理户口的儿童；3、与家庭成员户籍地址不在同一地市的儿童；4、落户时间与出生时间相差较长的儿童；5、街头流浪、乞讨、卖花、卖艺的儿童；6、被强迫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7、民政部门福利、救助机构内的儿童；8、办理收养登记的儿童；9、无出生记录或涉嫌伪造、变造出生记录的儿童；10、卫生部门有防疫登记但无户籍登记的儿童；11、计生部门掌握的非亲生儿童；12、教育部门有入学登记但无户籍登记的儿童；13、群众检举的来历不明儿童。 　　目前，各地集中摸排工作已在进行中。 　　另据介绍，截至8月1日17时，公安部直接指挥破获的“2·21”“6·8”两起特大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共抓获拐卖犯罪嫌疑人409名，解救被拐儿童103名。[3] “非法获利” 最高法首次界定 　　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卖亲生子女将追刑责 　　2010年8月31日，在最高法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表示，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将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孙军工称，对于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偷盗、捡拾儿童出卖等行为，构成犯罪的，法院要依法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 　　最高法刑一庭副庭长薛淑兰说，目前刑法在亲生父母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子女的行为规定比较模糊，这是最高法首次明确。 　　对于“非法获利”的认定，薛淑兰称，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生育后即出卖子女的；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目的，或者根本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为收取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为收取明显不属于“感谢费”、“营养费”的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行为，都可以认定为非法获利。 私自认养可不追究刑责 　　薛淑兰说，最高法会同司法部门专门对亲生父母出卖子女的现实情况进行了调研。他们发现，一些家庭在遭遇重大变故或者经济出现困难，为了孩子的教育考虑，通过熟人送给收养者抚养，送养者也提前了解了收养者的情况。收养者为了感谢送养方，给送养者一定的感谢费，这种行为不能认定为父母非法获利，属于私自认养，这种行为不追究刑责。但是如果送养者不考虑收养者情况，导致孩子身心受到损害，司法机关将按遗弃罪论处。 父母悔罪可酌情量刑 　　如果父母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被追究刑责后，对于刚刚回到父母身边的孩子成长是否会带来负面影响？ 　　薛淑兰表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在量刑上会充分考虑到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如果父母有悔罪表现，法院会酌情判刑。如果父母没有深刻的悔罪表现，司法部门还会通过孩子其他家属、收养家庭、福利机构等其他渠道给孩子提供舒适的成长环境

一、概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的规定[1]，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是指以金钱、物质或者其他利益为手段，诱使他人卖淫，或者为他人卖淫提供场所，或者为卖淫的人与嫖客牵线搭桥的行为。 二、构成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治安管理秩序。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促使了卖淫嫖娼活动的泛滥，因而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本罪的犯罪对象是“他人”，这里的“他人”主要是指妇女，但也包括了男子。“他人”可以是单个人，也可以是多人，介绍对象的数量和介绍次数不影响本罪的构成。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行为。 　　引诱，是指行为人利用金钱、物质利益或非物质利益作诱饵，或者采取其他手段，拉拢、勾引、劝导、怂恿、诱惑、唆使他人从事卖淫活动。至于行为人的引诱行为是以言语、文字、举动、图画或者其他方式实施，与本罪的成立无关，引诱者允诺的内容有无实现，由谁实现，也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容留，是指行为人为他人卖淫提供场所或者其他便利条件的行为。这里所说的提供场所，是指行为人安排专供他人卖淫的处所或者其他指定的地方。比如在行为人的长期居住地、暂时租住的房屋或者采取欺骗手段借得的亲朋好友的住居以及其他地点和处所。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的场所，不只仅仅限于房屋，其他诸如汽车、船舶等交通工具亦可作为提供的场所。这里的提供其他便利，是指行为人为他人卖淫提供需要的物品、用具及其他一些条件，如为他人卖淫把风望哨等。至于行为人的容留行为是主动实施，还是应卖淫者或嫖客之请实施，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容留的时限长短，有无获利，也非所问。 　　介绍，是指在卖淫者和嫖客之间牵线搭桥、勾通撮合，使他人卖淫活动得以实现的行为，俗称“拉皮条”。实践中，介绍的方式多表现为双向介绍，如将卖淫者引见给嫖客，或将嫖客领到卖淫者住处当面撮合，但也不排斥单向介绍，如单纯地向卖淫者提供信息，由卖淫者自行去勾搭嫖客。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实施了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行为的，都可构成本罪。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是在实施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行为，并且明知这种行为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或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 三、处罚 　　根据刑法第359条第1款之规定，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加重处罚事由 犯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而情节严重的，是本罪的加重处罚事由。这里的情节严重，是指引诱、容留、介绍多人卖淫的；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造成严重后果的，曾因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受过行政处罚的等。 　　四、介绍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的界限 　　司法实践中，两者有时很难区分，因为介绍卖淫往往是组织卖淫罪的方法、手段行为，实践中，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把握二者的区别： 　　1、犯罪的主观故意不同。介绍卖淫罪中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是为卖淫人员寻找卖淫对象，即嫖客；组织卖淫罪中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是组织多名卖淫者从事卖淫活动。 　　2、犯罪的客观表现不同。介绍卖淫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卖淫人员与嫖客之间进行引见、撮合，促进卖淫、嫖娼的实行；组织卖淫罪中行为人的客观方面是组织多名卖淫者从事卖淫活动。 五、现实状况 　　在现实社会中，组织卖淫尤其是组织处女卖淫能够获得巨额的不法收入，而罪名获得的刑罚相对较轻，故某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不断犯罪。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主任施杰在2010年政协会议上提交提案，建议增设“危险驾驶罪”。他说，目前无证、醉酒和超速驾车行为最严重的处罚也就只行政拘留十五天，不足以震慑酒后驾车等危险驾车行为的发生。2011年9月13日，公安部下发了《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就进一步规范现场调查、办案期限、立案侦查等方面提出要求。 设立原因　　全国政协委员、“孙伟铭案”二审辩护律师施杰，为2010年全国“两会”带来了提案《关于增加危险驾 酒后驾驶——危险 驶罪的建议》，建议刑法增设“危险驾驶罪”。施杰强调，让“危险驾驶”入“罪”，危险驾车行为，“如果没有严重后果则不构成犯罪”，而“酒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有必要为“汽车时代”的来临做好法律准备。[1] 　　施杰表示，仅就酒后和醉酒驾车肇事而言，根据最高法统计，2009年1月至8月，共发生3206起，造成1302人死亡。在2009年，杭州的胡斌、成都的孙伟铭、南京的张明宝……不止一桩醉驾肇事，成为全国热议的焦点。在施杰看来，我国现有立法对“危险驾驶”处罚力度偏轻。这使一些“高度危险的驾车方式（如醉酒、吸毒后驾驶，超速驾驶等）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件，在量刑时面临尴尬，2009年备受争议的“孙伟铭案”就是其中之一。地方法院对高速飙车、酒后驾车等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以“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处罚较轻；有的地方将类似行为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高处以死刑。“不同城市，不同罪名，不同处罚，使公众困惑，也使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受损。” 　　施杰建议：其一，在刑法中增加“危险驾驶罪”罪名，对严重的醉酒、超速、吸食兴奋剂驾车等行为以危险驾驶罪论处，并缩小“交通肇事罪”适用的范围；其二，对《道路交通安全法》进行相应调整，增大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处罚力度，凡以危险驾驶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驾驶者，应受到一定期限甚至终身禁驾的行政处罚。 施杰说，他办理孙伟铭案子过程中，觉得有必要对醉酒等危险驾车行为要有相关的法律予以约束。现在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法律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但其中对无证、醉酒和超速驾车行为最严重的处罚也就只行政拘留十五天。对其界定只是违法行为，但不构成犯罪。 　　其实飙车、醉酒驾车、无证驾驶这种危险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会非常严重，对他人生命伤害危害非常大，对于这种行为本身，就应该入罪。 　　施杰表示，就在孙伟铭案（醉酒驾车致4死1伤）一审被判处死刑之后，全国进行了酒后驾车的专项整治行动，在这种高压势头下，酒后驾车致人死亡的事还在发生。他觉得对于酒后违法行为的力度太轻，不足以震慑酒后驾车等危险驾车行为的发生。只有等危害结果出现，才会以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他说，提出“危险驾驶罪”就是要由结果犯罪，提前到行为本身犯罪，可以根据刑法设定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更好地震慑和防范有可能喝酒以后去开车的人。提出设这个罪名，不在于更严厉地打击，而在于警示和威慑，以保护行为人本身。行为人不敢再在酒后驾车，他的亲朋好友也会劝阻他，这样才能更好地从根本上减少乃至遏制危险驾车行为本身。仅仅靠执法人员的劝告和专项整治行动，不能形成有效的长期机制。 他国措施 新西兰 　　加大对20岁以下和反复酒驾司机打击力度 　　新西兰政府日前修改交通法，拟对因酒后驾驶和危险驾驶致人死亡者实施更加严厉的法律制裁。修改后的交通法加大了对20岁以下司机和有醉驾前科司机的打击力度，规定这两类司机的非醉驾标准是血液酒精含量为零。此外，有关部门还打算在有醉驾前科者的车上安装“防醉驾”装置，这样驾驶人员在饮酒后将无法启动汽车发动机。 　　根据统计，新西兰每发生3起致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就有1起与驾驶员饮酒有关。目前，新西兰社会上有越来越强烈的呼声，要求把酒驾标准从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降为大于或等于50毫克。 美国 　　醉驾记录的车主必须使用黄底红字的特殊牌照 　　美国伊利诺伊州一名男子7月23日因酒后驾驶撞死一名行人，被判处15年监禁。不过，15年徒刑在美国醉酒驾驶的审判记录中不算最重的。2008年得克萨斯州一名司机因累计10次醉酒驾驶被判无期徒刑。 　　根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统计，美国2006年共有1.79万人死于同酒后驾驶相关的交通事故，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40%。 　　醉酒驾驶在美国常常被重罪起诉。虽然每个州法律不同，但警方对醉酒驾驶司机的做法都是一样的：将其戴上手铐逮捕，并以醉酒驾驶罪起诉。没有导致人员伤亡的初犯者处罚较轻，交纳罚款、重上驾校或从事社区劳动就可以过关，但屡犯或造成人员伤亡者，麻烦就大了。 　　美国政府采取三方面政策打击醉酒驾驶：在交通要道安置警示标识并增派警力巡逻；从严处理对醉酒驾驶者的诉讼；抽查酒驾行为，干预酗酒问题。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认为，21—34岁的驾驶员和有前科者是醉酒驾驶的高危人群，所以，政府的预防重点针对这一人群展开。 　　美国各个州都有各自打击酒后驾驶的法律。大约一半的州要求醉酒驾驶者在车里安装酒精气敏点火自锁装置。俄亥俄州的法律规定，有醉酒驾驶记录的车主必须使用黄底红字的特殊牌照。 韩国 　　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1000万韩元以下罚款 　　近年来，韩国政府对《道路交通法》中有关“禁止醉酒驾车”的条文进行了数次修改，并不断加大处罚力度。在2009年10月起实行的新条文中，“酒后驾驶及拒绝酒精检测”的处罚规定由此前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和500万韩元（1美元约合1182韩元）罚款，提高至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1000万韩元以下罚款。 　　韩国打击醉酒驾车的严厉程度从最近宣判的一个案例中就可以看出。今年4月7日，韩国冬奥会短道速滑队教练崔光福酒后驾车，并在小区内与出租车发生追尾。韩国法院于7月中旬做出判决，判处崔光福有期徒刑1年，缓期两年执行，并罚崔光福做80个小时的社会义工。 量刑标准 　　为保证《刑法修正案（八）》的正确实施，进一步规范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的执法活动，近日，公安部下发了《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就进一步规范现场调查、办案期限、立案侦查等方面提出要求。[2] 　　严格血样提取条件 　　《意见》要求严格血样提取条件，交通民警检查中发现机动车驾驶人有酒后驾驶机动车嫌疑的，立即进行呼气酒精测试，对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当事人对呼气酒精测试结果有异议，或者拒绝配合呼气酒精测试等方法测试以及涉嫌饮酒后、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应当立即提取血样检验血液酒精含量。 　　《意见》强调要及时固定犯罪证据，对查获醉酒驾驶机动车嫌疑人的经过、呼气酒精测试和提取血样过程应当及时制作现场调查记录；有条件的，还应当通过拍照或者录音、录像等方式记录；现场有见证人的，应当及时收集证人证言。 　　醉驾一律立案侦查 　　《意见》指出，要从严掌握立案标准，对经检验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的，一律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对当事人被查获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测试或者提取血样前又饮酒，经检验其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的，应当立案侦查。当事人经呼气酒精测试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在提取血样前脱逃的，以呼气酒精含量为依据立案侦查。 　　《意见》明确，要做好办案衔接，在案件侦查终结后，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在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前，依法吊销犯罪嫌疑人的机动车驾驶证。 　　《意见》要求加强执法办案管理，进一步明确办案要求，细化呼气酒精测试、血样提取和保管等重点环节的办案标准和办案流程，提高办案工作信息化水平，大力推行网上办案，加强网上监控和考核。 　　危险驾驶罪构成 　　犯罪客观方面，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本罪为危险犯，只要行为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即构成本罪。 　　犯罪主体，自然人。 　　危险驾驶罪量刑要求 　　犯本罪的，根据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处拘役，并处罚金。 　　危险驾驶行为同时构成交通肇事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不实行数罪并罚。 　　相关法律法规 　　刑法修正案（八）全文：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 　　全文： 　　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 　　公交管[2011]19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 　　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各地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了一批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取得了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为保证《刑法修正案（八）》的正确实施，进一步规范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的执法活动，依照刑法及有关修正案、刑事诉讼法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规定，现就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进一步规范现场调查 　　1、严格血样提取条件。交通民警要严格按照《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的要求检查酒后驾驶机动车行为，检查中发现机动车驾驶人有酒后驾驶机动车嫌疑的，立即进行呼气酒精测试，对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当事人对呼气酒精测试结果有异议，或者拒绝配合呼气酒精测试等方法测试以及涉嫌饮酒后、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应当立即提取血样检验血液酒精含量。 　　2、及时固定犯罪证据。对查获醉酒驾驶机动车嫌疑人的经过、呼气酒精测试和提取血样过程应当及时制作现场调查记录；有条件的，还应当通过拍照或者录音、录像等方式记录；现场有见证人的，应当及时收集证人证言。发现当事人涉嫌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依法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对当事人驾驶的机动车，需要作为证据的，可以依法扣押。 　　3、完善醒酒约束措施。当事人在醉酒状态下，应当先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并进行人身安全检查，由2名以上交通民警或者1名交通民警带领2名以上交通协管员将当事人带至醒酒约束场所，约束至酒醒。对行为举止失控的当事人，可以使用约束带或者警绳，但不得使用手铐、脚镣等警械。醒酒约束场所应当配备醒酒设施和安全防护设施。约束过程中，要加强监护，确认当事人酒醒后，要立即解除约束，并进行询问。 　　4、改进执勤检查方式。交通民警在道路上检查酒后驾驶机动车时，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科学组织疏导交通，根据车流量合理控制拦车数量。车流量较大时，应当采取减少检查车辆数量或者暂时停止拦截等方式，确保现场安全有序。要求驾驶人接受呼气酒精测试时，应当使用规范用语，严格按照工作规程操作，每测试一人更换一次新的吹嘴。当事人违反测试要求的，应当当场重新测试。 　　二、进一步规范办案期限 　　5、规范血样提取送检。交通民警对当事人血样提取过程应当全程监控，保证收集证据合法、有效。提取的血样要当场登记封装，并立即送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检验鉴定机构或者经公安机关认可的其他具备资格的检验鉴定机构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检验。因特殊原因不能立即送检的，应当按照规范低温保存，经上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在3日内送检。 　　6、提高检验鉴定效率。要加快血液酒精检验鉴定机构建设，加强检验鉴定技术人员的培养。市、县公安机关尚未建立检验鉴定机构的，要尽快建立具有血液酒精检验职能的检验鉴定机构，并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要切实提高血液酒精检验鉴定效率，对送检的血样，检验鉴定机构应当在3日内出具检验报告。当事人对检验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告知其在接到检验报告后3日内提出重新检验申请。 　　7、严格办案时限。要建立醉酒驾驶机动车案件快侦快办工作制度，加强内部办案协作，严格办案时限要求。为提高办案效率，对现场发现的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嫌疑人，尚未立刑事案件的，可以口头传唤其到指定地点接受调查；有条件的，对当事人可以现场调查询问；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当及时进行讯问。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在查获犯罪嫌疑人之日起7日内侦查终结案件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情况特殊的，经县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办案时限。 　　三、进一步规范立案侦查 　　8、从严掌握立案标准。经检验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的，一律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未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的，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当事人被查获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测试或者提取血样前又饮酒，经检验其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的，应当立案侦查。当事人经呼气酒精测试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在提取血样前脱逃的，应当以呼气酒精含量为依据立案侦查。 　　9、全面客观收集证据。对已经立案的醉酒驾驶机动车案件，应当全面、客观地收集、调取犯罪证据材料，并严格审查、核实。要及时检查、核实车辆和人员基本情况及机动车驾驶人违法犯罪信息，详细记录现场查获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过程、人员车辆基本特征以及现场采取呼气酒精测试、实施强制措施、提取血样、口头传唤、固定证据等情况。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以及情节轻重等情况作重点讯问，并听取无罪辩解。要及时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否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其他证据材料。 　　10、规范强制措施适用。要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对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合理适用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等强制措施，确保办案工作顺利进行。对犯罪嫌疑人企图自杀或者逃跑、在逃的，或者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以及确需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羁押的，可以依法采取拘留措施。拘留期限内未能查清犯罪事实的，应当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手续。发现不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或者强制措施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解除强制措施。 　　11、做好办案衔接。案件侦查终结后，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在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前，依法吊销犯罪嫌疑人的机动车驾驶证。对其他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要及时了解掌握案件起诉和判决情况，收到法院的判决书或者有关的司法建议函后，应当及时归档。对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或者法院判决无罪但醉酒驾驶机动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12、加强执法办案管理。要进一步明确办案要求，细化呼气酒精测试、血样提取和保管、立案撤案、强制措施适用、物品扣押等重点环节的办案标准和办案流程。要严格落实案件审核制度，进一步规范案件审核范围、审核内容和审核标准，对与案件质量有关的事项必须经法制员和法制部门审核把关，确保案件质量。要提高办案工作信息化水平，大力推行网上办案，严格办案信息网上录入的标准和时限，逐步实现案件受理、立案、侦查、制作法律文书、法制审核、审批等全过程网上运行，加强网上监控和考核，杜绝“人情案”、“关系案”。 　　四、进一步规范安全防护措施 　　13、配备执法装备。交通民警在道路上检查酒后驾驶机动车时，必须配齐呼气酒精含量检测仪、约束带、警绳、摄像机、照相机、执法记录仪、反光指挥棒、停车示意牌等装备。执勤车辆还应配备灭火器材、急救包等急救装备，根据需要可以配备简易破拆工具、拦车破胎器、测速仪等装备。 　　14、完善查处程序。交通民警在道路上检查酒后驾驶机动车时，应当根据道路条件和交通状况，合理选择安全、不妨碍车辆通行的地点进行，检查工作要由2名以上交通民警进行。要保证民警人身安全，明确民警检查动作和查处规程，落实安全防护措施，防止发生民警受伤害案件。 　　社会影响 　　“危险驾驶”入罪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二审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对“危险驾驶犯罪”条款进行了再次修改，进一步加大了对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的惩罚力度。 　　根据最新的修改，醉酒驾驶机动车，不管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都将按照“危险驾驶”定罪，处以拘役，并处罚金。同时，二审草案稿规定，如果有醉驾、飙车等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将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处罚，是我国司法理论界、实务界和社会大众呼吁需要从立法层面解决的问题。据了解，世界各国也存在醉驾、飙车的社会问题，各国也纷纷通过立法防患于未然，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针对醉酒驾车、飙车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一审稿增加了危险驾驶犯罪，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3] 编辑本段专家评论 　　“醉驾、飙车是一种高度危险的行为，不能等到危险行为发生了严重后果再治罪。”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说，我国刑法规定了交通肇事罪，但必须是行为人产生严重过失才给予刑事处罚，它是一个过失犯罪。把危险驾驶行为写入刑法，提高对这种行为处罚的力度，能够起到更好的警示作用和预防犯罪行为发生。 　　从刑法此次修改来看，对于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如果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后，是否可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刑并未明确。[3] 编辑本段罪名辨析 　　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了第133条之一，置于现行刑法第133条的交通肇事罪之后，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修正案新增的这一犯罪该如何确定罪名？现在的主流观点认为应该定“危险驾驶罪”，因为本罪规定的两种行为方式，其本质上的共同属性在于都属危险驾驶行为。 　　但也有观点认为，这一新罪针对的是危险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此外的危险驾驶行为不在规范之列，所以罪名应该定为“危险驾驶机动车罪”。现在看来，这样的观点或有后来居上的苗头。应该承认，“危险驾驶罪”这一罪名“文雅且足够响亮”。但是其可能的问题在于名实不符，“危险驾驶罪”这一大帽子下面其实只管着“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两类行为，且不说这两类行为的入罪要件并不相同(前者要求“情节恶劣”)，更重要的是，既然称为“危险驾驶罪”就要规定所有至少是主要的危险驾驶行为，而法条只是封闭式、限定性地列举了其中两种情形。自然，“危险驾驶”是将“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行为“合并同类项”之后的高度概括，但在我看来，罪名概括除了要反映犯罪的本质要素外，还应该尽量准确地揭示该罪的法网范围。 　　如此来说，“危险驾驶罪”得分于对两类行为的共同本质的概括，但失分于对该罪法网界限的标定，是有遗憾的。相对而言，我赞成分开定罪名，即将该条所确定的罪名定为“追逐竞驶罪”和“醉酒驾驶罪”二罪的思路(戴玉忠教授持此种主张)。这样，就能准确地标示出中国刑法处罚的危险驾驶类犯罪的实际法网所及之处，而且根据一个刑法分则本条归纳出两个独立罪名也早有侮辱罪与诽谤罪(刑法第246条)以及窝藏罪与包庇罪(刑法第310条)等先例。 　　分定罪名说可能面临着两种质疑。第一，若依此类推，所有刑法分则各本条都依据行为方式确定罪名的话，那刑法的罪名岂不要泛滥成灾？但我对这一质疑不以为然。那些刑法分则对行为方式明确列举之后又有概括式规定或者是分则条文已经列举了可能的主要行为方式的，完全可以采用抽象概括的罪名；而对于采用封闭式规定并且列举明显未尽的，则不应该径直拒绝分定罪名。至于罪名“泛滥”的问题，实在不足为虑。学者们完全不必为能脱口说出中国刑法中到底有多少个犯罪而自豪或者为不能做到这一点而羞愧，只要是法官们在具体的司法适用中，能够准确地“找法”定罪就足够了。 　　对分定罪名说的第二点质疑更值得重视。即，如果按照分定罪名说，前一天追逐竞驶且情节恶劣而第二天又醉酒驾驶的，就构成了数罪，就需要并罚；而按照“危险驾驶罪”或者“危险驾驶机动车罪”，就无需并罚，只在一罪的范围内从重处罚即可。但是，既侮辱又诽谤的，或者既窝藏又包庇的，也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数罪并罚不是洪水猛兽，而且，这两种危险驾驶类的行为如果按照一罪说则最多只能处6个月拘役，而按照两罪说则可因并罚而最多处1年的拘役，或许更能做到罪刑均衡。 编辑本段增设意义 　　对于修正案所新增的这一犯罪该如何理解？是否只要是实施完成刑法所规定的相关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即告成立？在追逐竞驶的场合由于要求“情节恶劣”，所以其更容易被理解为是抽象危险犯；而在醉酒驾驶的场合，由于没有其他限定条件，所以理解为行为犯并非不可能。而且，既然本罪的法定刑罚后果很轻(“处拘役，并处罚金”)，则将醉酒驾驶罪理解为行为犯似乎也更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不过，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本罪的法网过于宽泛，只要是在道路上醉酒驾驶就一概认定为犯罪，并不符合刑法的谦抑精神和刑罚经济的原则。 　　所以，认为醉酒驾驶的场合和追逐竞驶的场合一样，都要求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立法者推定只要是实施了相应行为就类型性地具备了这样的危险，但是允许行为人反证并不存在这样的危险)，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该罪的成立范围，部分地缓解刑事司法系统在监禁资源等方面所面临的压力。 　　危险驾驶罪的增设，其立法初衷虽可理解(动用刑罚手段实现对类似行为的威慑)，但其立法效果值得怀疑。这样的立法其实未必会比严格行政执法更能体现对类似行为的威慑，相反还会因将原本由行政管理手段调整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导致刑事法网大开，要么是占据大量的刑事司法成本和羁押、监禁资源，要么是导致刑事立法的规定被规避或虚置，前者是对刑事司法效率的伤害，后者则是对刑事立法权威的损伤。 　　所以，这一因应社会热点、民众呼吁而设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立法，实际上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其充分体现出了立法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特征和一定的情绪化色彩，并且体现出立法的短期主义特质以及对刑法的依赖与迷信。真要解决类似的问题，比完善立法技术(如尽量充分地列举主要的危险驾驶类型等)更重要的，是如何强化民众的守法意识(尽量不去违章等)和执法者的执法观念(尽量严格执法等)，这些都比宣示一个难以适用(难以确定追诉时效、无法适用逮捕措施等)的犯罪更为根本，因为毕竟，徒法不足以自行。 编辑本段犯罪构成 　　犯罪客观方面，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本罪为危险犯，只要行为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即构成本罪。 　　犯罪主体，自然人。 　　犯罪主观方面，故意。 编辑本段量刑要求 　　犯本罪的，根据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处拘役，并处罚金。 　　危险驾驶行为同时构成交通肇事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不实行数罪并罚。 编辑本段执法措施 　　为保证《刑法修正案（八）》的正确实施，进一步规范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的执法活动，2011年9月13日，公安部下发了《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就进一步规范现场调查、办案期限、立案侦查等方面提出要求。 　　《意见》要求严格血样提取条件，交通民警检查中发现机动车驾驶人有酒后驾驶机动车嫌疑的，立即进行呼气酒精测试；对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当事人对呼气酒精测试结果有异议，或者拒绝配合呼气酒精测试等以及涉嫌饮酒后、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应当立即提取血样检验血液酒精含量。 　　《意见》强调要及时固定犯罪证据，对查获醉酒驾驶机动车嫌疑人的经过、呼气酒精测试和提取血样过程应当及时制作现场调查记录；有条件的，还应当通过拍照或者录音、录像等方式记录；现场有见证人的，应当及时收集证人证言。 　　《意见》指出，要从严掌握立案标准，对经检验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的，一律以涉嫌危险驾驶罪立案侦查。对当事人被查获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测试或者提取血样前又饮酒，经检验其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的，应当立案侦查。当事人经呼气酒精测试达到醉酒驾驶机动车标准，在提取血样前脱逃的，以呼气酒精含量为依据立案侦查。 　　《意见》明确，要做好办案衔接，在案件侦查终结后，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在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前，依法吊销犯罪嫌疑人的机动车驾驶证。 　　《意见》要求加强执法办案管理，进一步明确办案要求，细化呼气酒精测试、血样提取和保管等重点环节的办案标准和办案流程，提高办案工作信息化水平，大力推行网上办案，加强网上监控和考核。[4] 写入刑法 　　2010年8月，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有关部门已经启动了《刑法修正案（八）》的研究起草工作，这是继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对刑法进行的一次较为全面的修改。恶意拖欠员工工资和醉酒驾车相关内容已写入刑法修正草案，并在8月下旬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审议。恶意欠薪罪和危险驾驶罪或单独设立，2010年年内有望获得通过。 　　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驶机动车、在城镇违法高速驾驶机动车竞逐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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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11月5日联合公布刑法确定罪名补充规定，补充、修改了刑法罪名。规定包括取消“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罪名，由“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替代等内容。调整后的新罪名于2007年11月6日起施行。 《补充规定》称，取消“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罪名，由“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替代。“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替代了“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 概念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属妨害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的一种。 立罪由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11月5日联合公布刑法确定罪名补充规定，补充、修改了刑法罪名。规定包括取消“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罪名，由“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替代等内容。调整后的新罪名于2007年11月6日起施行。《补充规定》称，取消“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罪名，由“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替代。“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替代了“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 受贿罪漫画1 具体的说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指公司董事、监事、职工、其他企业职工或其他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的行为。 编辑本段构成特征 　　1．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公司、企业以及非国有事业单位、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管理制度。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中，公司、企业以及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后者如教育、科研、医疗、体育、出版等单位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通过自己合法的职务活动，使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角色得以正常而出色的发挥。因此，有关法律对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 受贿罪漫画2 的职务活动作了规范，建立起一套明确的管理制度。相关人员受贿罪则是对这套管理制度的直接侵犯，从而产生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管理层的腐败，危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根本利益，破坏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公平竞争的交易秩序。 　　2．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行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本罪在客观方面的重要因素，是指公司、企业以及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后者如教育、科研、医疗、体育、出版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本人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权以及利用与上述职权有关的便利条件。索取他人财物是指利用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主动向有求于行为人职务行为的请托人索要财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是指利用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办事，接受请托人主动送给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行为人索要或收受他人财物，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或允诺为他人实现某种利益。该利益是合法还是非法，该利益是否已谋取到，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数额较大是指接受贿赂即财物的数额较大。接受了数额较大的贿赂，则构成该罪的既遂。《刑法修正案(六)》第7条修改了《刑法》第163条第2款的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处罚。 　　3．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是指在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中从事领导、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如公司的董事、监事以及公司、企业的经理、厂长、财会人员以及其他受公司、企业聘用从事管理事务的人员。“其他单位的人员”包括 受贿罪漫画3 非国有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如教育、科研、医疗、体育、出版等单位的从事组织领导以及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人员。在国有公司、企业、国有其他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国有其他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的，不成立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而应依照《刑法》第385条、第386条的受贿罪处罚。 　　4．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故意利用其职务之便接受或索取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 编辑本段认定 　　1．划清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非罪行为的界限。 　　(1)按照《刑法》第163条的规定，构成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必须是受贿数额较大的，不足较大数额的按一般受贿行为处理。数额较大的具体界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索取或者收受贿赂5000元至20，000元的，属于数额较大。索取或者收受贿赂10万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 　　(2)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在法律、政策许可的范围内，通过自己的劳动换取合理报酬的，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因而是合法行为而不是犯罪。(3)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员接受亲朋好友的一般礼节性馈赠，而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朋好友谋取利益的，不成立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上述(2)、(3)两点说明，区分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与合法行为的界限，关键是看行为人获得的财物是否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益而取得。 　　(4)区分以收受回扣、手续费为特点的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与正当业务行为的界限。在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中，取得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折扣、佣金是正当业务行为；而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为个人所有的，应认定为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 　　2．划清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受贿罪的界限。 　　两罪区分的关键在于犯罪主体的不同：本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即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以及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国有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国有其他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从事业务的人员。 编辑本段法定刑 　　我国《刑法》第163条规定，犯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受贿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受贿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编辑本段刑法条文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百八十五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 　　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编辑本段罪行构成客体要件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本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它不仅侵犯了公司、企业的正常管理活动，也因其产生的不正当行为有碍公平竞争原则，使社会经济的正常秩序受到干扰，随着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各种类型的公司雨后春笋般地产生，伴随着的是公司、企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各种经济往来中，大肆索取或收受贿赂的情况，如购买原料、产品收受回扣等等也越来越多。由于这些人员身份不一，不同于传统受贿罪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因而完全适用本法第385、386条的规定容易造成对国家工作人员打击不力或者是对公司、企业的职工打击过滥的现象。所以，本条针对当前公司、企业职员贿赂犯罪日益严重的形势，设立了本罪，对贿赂犯罪的主体做出了修改，对这种类型的犯罪惩治更加协调和合理。客观要件行为人在客观上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的行为，或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详续费的行为。 1、索取或收受了贿赂。 　　收受贿赂，就形式而言，一般是直接收取，但也可以是间接收取；可以是事前收受，也可以是事后收受。不管采取何种形式，都不影响本罪成立。索取贿赂或收受贿赂是本罪行为的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无论何种行为方式，只要有其之一的，就可构成本罪。如果同时具有两种方式也不能数罪并罚，应以一罪论处。 2、索取贿赂或收受贿赂的行为 　　人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否则，虽有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但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也不能构成本罪。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构成本罪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权或者与职务或者所在岗位有关的便利条件。所谓职权，是指本人职务、岗位范围的权力。所谓与职务或岗位相关，则是指虽没有直接利用职务或岗位的权利，但却利用了本人职权、岗位或地位形成的地位，通过他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 　　其内涵应当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1）利用自己主管、分管、经手等工作职务、岗位范围内的权限； 　　（2）利用凭借自已的权力去指挥、影响下属及利用其他人员与职务相关的权限，为送取贿赂的人谋取利益； 　　（3）利用、凭借权限、岗位、地位控制、左右其他人员，或者利用其他对有求于己的人员职务上的权限，为送取贿赂的人讲取利益。后两种行为虽然是利用第三者的权限，但其是以自己的职务、岗位、地位等为基础的。倘若与自己的职务、岗位无关，如纯系人情关系，诸如朋友关系、亲属关系，则不属于职务之便的范围，收受这样的财物，不应以犯罪论处。 3、收受他人财物的目的 　　意在为他人谋取利益，否则，虽然收受了他人财物，亦不能构成本罪。对收受行为来说、提供财物的人如果没有谋取任何利益的要求，单纯送予他从人财物的行为则不是行贿，而是赠予。此外，还应强调的是，为他人谋取利益，既包括正当利益，又包括不正当甚至非法利益；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既可以已经实际谋取，又可以开始谋取但未成功；还可以是采取明示或暗示的方式作出了承诺但尚未实行。只要能够查明行为人具有承诺、实行或者已经实际为他人谋取了利益，都应属于意在为他人谋取利益。当然，如果不能证实行为人具有承诺、实行或实际为他人谋利之一的，即便收取了财物，亦不能以本罪论处。至于索取他人财物的，由于其本身就属情节严重，因此，构成其罪并不要求以为他人谋利为必要。其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利，均可构成本罪。 4、构成本罪 　　索取或收受了的贿赂必须数额较大，否则亦不能构成本罪。所谓数额较大，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同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是指索取或收受5000元至20000元以上者。此外、根据本条第2款规定，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应以受贿行为论处。对之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构成要素，如果缺少其一，即不能认定为本罪的受贿行为； 　　（1）必须是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单位如果违反规定收受了回扣、手续费，则不能以本罪行为论处。　 　　（2）必须是在经济往来活动中，倘若不是在经济往来活动中，如果工作之余，没有利用自己职务的便利为他人推销产品、联系业务、购买物质，以酬谢费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的，则就不能构成本罪； 　　（3）必须违反了国家有关规定，如属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成立从事诸如提供信息、介绍业务、咨询服务等专门机构的人员，按视收取手续费的，就不能以犯罪论处。 　　（4）收取了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这里的各种名义，是指依规不能收取的任何形式的费用。 　　当然，收受费用是因经济活动而产生，亦可延伸到经济往来活动结束之后。已收受的费用归个人听得，如果交给单位，则不构成本罪。主体要件本罪主体是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这里所说的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包括公司、企业的董事、监事、经理、会计及其他行政人员、业务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下列人员不应视为国家工作人员： 　　（1）虽然在国有公司、国有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但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如原为普通工人、农民，被国有公司董事会聘任为经理的人以及国有公司、企业中的班组长等； 　　（2）原有国家行政干部身份，但在国有公司、企业中不行使管理职权的人，如在企业招聘中落聘的原公司经理等； 　　（3）国有企业、公司中的普通职工，如其中的业务员、推销员、售货员等，他们虽然都经手一定的公共财物，但属于从事服务性劳动或者经销活动的普通职工，其利用工作上的便利而受贿的，应适用本条处罚。 　　2、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受国有公司、企业委派，作为国有公司、企业的代表，在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等非国有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这时，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1）是国有公司、企业的代表； 　　（2）在上述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 　　（3）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反之，如果行为人虽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不是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聘请的管理人员，或者虽然是国有公司、企业聘请的管理人员，但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都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主观要件本罪的主观万面必须为故意，过失不能构成本罪。 量刑处罚 　　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主观上均为故意。其目的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就行贿方而言，旨在通过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谋取高于其提供的商品、劳务服务所应得的公平利润，其动机还可能是为了垄断市场、排除竞争对手，最终进行垄断经营，谋取暴利。 一、犯罪构成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公司、企业的正常管理秩序和市场竞争秩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是一种有序的法制经济，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及其他营利性服务的经济行为都应规范化、合法化，各种营利性活动应当在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机制下进行，应遵循国家法规乃至商业惯例。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行为则违背诚实信用、公军”抢走生意，严重挫伤合法经营者的积极性，使市场竞争营业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在司法实践中以行贿罪认定和处理这些问题，囿于主体的公职身份、客观上利用职务之便要求的局限，难免存在困难偏差，出现打击盲点。而且，可以预见，随着公务员制度建立完善，国家工作人员直接以权谋私、以权换利的贿赂犯罪会逐步减少，而部分商品经营者、从事营利活动的个人、企事业单位利用贿赂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谋取非法利润的商业行贿犯罪会不断上升，其隐蔽性和欺骗性很大，且并发其他多种犯罪，危害极大，为打击制裁经济犯罪、规定经济行为，本条设立对公司、企业由买方或卖方单独给付或双方共同给付的款项，回扣、手续费在实践中名目繁多，花样翻新，是具有两面性的事物，有加速商品流通、促进经济发展的的一面，也有阻碍、破坏商品经济的一面。原则上，只要买卖双方和中间人本着诚实信朋、公平交易的原则，在不违反国家政策法律的情况下支付收受，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法律上也应予以承认和保护，但是某些情况下，回扣、手续费的支付与收受会危害市场经济公平竞争机制、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严重的则可能构成本罪。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经营者，即从事商品经营、营利性服务等经济活施违法犯罪的要平等地制裁打击，不能搞区别对待，宽严不一。 　　（四）主观要件 　　本罪主观上均为故意。其目的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此处的谋利，不同于经济活动中依法经营，获取的正当利益，而是牟取暴利、追求不正当的高额经济利润。就行贿方而言，旨在通过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谋取高于其提供的商品、劳务服务所应得的公平利润，其动机还可能是为了垄断市场、排除竞争对手，最终进行垄断经营，牟取暴利。 编辑本段二、认定 　　（1）本罪与行贿罪的区别 　　在认定向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时，要注意划均为直接故意，且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客观特征上行为人均向受贿人实施了给予财物，且数额较大的行为，但两罪在本质上是不同的。（1）犯罪主体不同。本罪的主体为商品经济的经营者，具有特定性，而行贿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其范围较本罪主体更广泛。（2）行贿的对象不同。本罪的行贿对象是公司、企业人员，而行贿罪的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3）侵犯的客体不同。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人员职务的廉洁、公正制度，公司、企业的正常业务及管理活动，更为主要的是侵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秩序。而行贿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限的大小和在行贿中所起的作用大小来确定。 　　（3）、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的特别规定 　　本条第3款对本罪的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的情节作了特别规定。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是指行贿人在行贿行为未被追诉前，主动交待其行贿行为的，也即在行贿行为未被追诉前有行贿自首行为的，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这里，不管犯罪轻重，只要有自首行为的，均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这对分化瓦解贿赂犯罪分子具有重大意义。 编辑本段三、法条及司法解释 　　第十一条 [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案(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个人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单位行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资料来源：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 四、法律责任 　　一、在被诉前主动交待，并有重大立功表现，不追究刑事责任；　二、在被诉前主动交待，可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三、行贿在5000元以上，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四、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五、情节特别严重，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扰乱国家正常金融秩序，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且数额较大的行为。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本罪是目的犯、法定犯、数额犯、结果犯。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依本节第200条的规定，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主体。 在通常情况下，这种目的具体表现为将非法募集的资金的所有权转归自己所有、或任意挥霍，或占有资金后携款潜逃等。 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 　　关于本罪罪状的表述，有人认为颠倒了行为目的与行为手段，易与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和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混淆，因为这二罪都是以欺诈方式进行的集资犯罪，故宜表述为“以集资的方法进行诈骗”为妥。两种表述均成立，因为本罪的预备和着手须以诈骗方法开始而且这种诈骗方法的实施贯穿于本罪实施过程始终，诈骗和非法集资都是非法占有非法集资款的手段，二者的有机结合方能实现非法占有集资款的目的，本罪行为的目的是“非法占有”，所以将“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或“以非法集资方法进行诈骗”表述为行为手段都是可以的。 　　本罪在1979年刑法中没有规定，1995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其中第八条规定了集资诈骗罪，1997年新刑法予以采纳，学理上，有人将本罪罪名定为集资欺诈罪或非法集资诈骗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中，将本罪定为集资诈骗罪。 编辑本段客体 永新县“3.08”特大集资诈骗案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在现代社会，资金是企业进行生产经营不可缺少的资源和生产要素。而生产者、经营者自有资金极为有限，因此民间社会筹集资金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金融活动。与此同时，一些名为集资、实为诈骗的犯罪行为也开始滋生、蔓延。这种集资诈骗行为采取欺骗手段蒙骗社会公众，不仅造成投资者的经济损失，同时更干扰了金融机构储蓄、贷款等业务的正常进行，破坏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广大投资者对集资活动的过分谨慎，甚至对金融机构进行集资也可能产生不信任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编辑本段客观 吴英案第二次审理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必须实施了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本罪行为人在客观方面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必须有非法集资的行为。所谓集资，是指自然人或者法人为实现某种目的而募集资金或者集中资金的行为。依法进行的集资主要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个人、团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通过向社会、公众发行有价证券或者利用融资租赁、联营、合资、企业集资等方式在资金市场上筹集所需的资金。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为了设立或者生产、经营的需要。而发行股票和债券。从当前资金市场的情况看，从事集资活动的主要是企业。一般来说，企业的集资行为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1）集资的主体应当是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条件的公司或者其他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 　　（2）公司、企业聚集资金的目的，是为了用于公司、企业的设立或者公司、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不得用于弥补公司、企业的亏损和其他非经营性开支。 　　（3）公司、企业募集资金主要通过发行股票、债券或者融资租赁、联营、合资等方式进行，其中发行股票和债券是一种主要的集资方式。 　　（4）公司、企业在资金市场上募集资金的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就是说公司、企业在资金市场上募集资金的行为必须按照公司法及其他有关募集资金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按照法定的方式、程序、条件、期限、募集的对象等‘行，违反法律规定募集资金的行为是不允许的。 　　所谓非法集资，是指公司、企业、个人或其他组织未经批准。违反法律、法规，通过不正当的渠道，向社会公众或者集体募集资金的行为，是构成本罪的行为实质所在。 编辑本段标准 《投机与骗局》 　　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1）集资后携带集资款潜逃的； 　　（2）未将集资款按约定用途使用，而是擅自挥霍、滥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4）向集资者允诺到期支付超过银行同期最高浮动利率50%以上的高回报率的。 　　2、集资是通过使用诈骗方法实施的。所谓使用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谎言，捏造或者隐瞒事实真相，骗取他人的资金的行为。在实践中，犯罪分子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行为主要是利用公众缺乏投资知识、盲目进行投资的心理，钻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纷繁复杂、投资法制不健全的空子进行的。如有的行为人谎称其集资得到政府领导和有关主管部门同意，有时甚至伪造有关批件，以骗取社会公众信任；有的大肆登载虚假广告，引起社会公众投资盈利心理；有的打着举办集体企业或发展高科技的幌子，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优厚的红利为诱饵；有的虚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企业或企业计划。只要行为人采用了隐瞒真相或虚构事实的方法进行集资的，均属于使用欺骗方法非法集资行为。 　　3、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否则，不构成犯罪。 编辑本段主体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依本节第200条的规定，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主体。 编辑本段主观 　　本罪在主观上由故意构成，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犯罪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将非法聚集的资金据为己有的目的。所谓据为己有，既包括将非法募集的资金置于非法集资的个人控制之下，也包括将非法募集的资金置于本单位的控制之下。在通常情况下，这种目的具体表现为将非法募集的资金的所有权转归自己所有、或任意挥霍，或占有资金后携款潜逃等。 编辑本段特征 　　第一，诈骗手段具有特殊性。最高人民法院在1996年12月16日《关于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曾规定，集资诈骗罪的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的手段”。“虚构集资用途”一般表现为行为人虚构客观上并不存在的企业或者企业发展计划，而且是对投资者具有诱惑力的投资少、见效快、收益高的所谓项目。“以虚假的证明文件”一般表现为行为人往往以所谓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资信证明等欺骗投资者，“以高回报率为诱饵”，往往表现为行为人许诺的利益往往远远高于国家限定的利息标准。 　　第二，行为方式具有特殊性。集资诈骗罪在行为方式上必须以“非法集资”的形式出现。根据《解释》的规定，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的行为”，一般表现为以吸引公众投资入股或者高息吸收公众存款等方式向社会筹集款项，具有明显的融资性。 　　第三，被骗对象的公众性和广泛性。集资诈骗行为人为非法占有尽可能多的资金，一般事前不会设定具体的、不变的欺骗对象，而是采用大张旗鼓、较大规模、甚至是通过新闻媒体大造舆论的方式，将其虚构的事实向社会广为传播，以便让更多的公众或者单位受骗。因此，集资行为面对社会公众是集资诈骗罪的重要特征。如果行为人仅指向具体的特定个人或者单位的，一般不构成本罪。以集资为名诈骗特定范围的人员，例如熟人的，一般也不宜以集资诈骗罪论处，构成犯罪的，可以合同诈骗罪或者诈骗罪定罪。 编辑本段危害 　　集资诈骗犯罪行为是以集资的面目挤入合法资金市场的，侵犯的是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因而，集资诈骗罪的对象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被骗人数的广泛性，也是集资诈骗罪的重要特点之一。而普通诈骗罪的行为人也可能一次行为诈骗多个被害人。如果行为人以借款为名多次诈骗了众多受害人，但每次诈骗的却是特定个人或单位的钱款，即使受骗人数众多，也不能认定为集资诈骗罪。因此，要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属于集资诈骗，必须能够证实行为人实施了向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的行为；对未实施此行为的诈骗行为，应认定为普通诈骗行为。 编辑本段区别 集资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别 　　集资诈骗罪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诈骗罪，因此它既有一般诈骗罪所具有的共性，也具有一般诈骗罪所不具有的特殊性。两者区别主要是： 　　1、犯罪的对象不同。本罪的对象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用以集资获利的资金，包括金钱与财物；但后罪即诈骗罪的对象则是特定的，即行为人是针对某一特定的人或单位去实施诈骗行为并获取其钱财。 　　2、客观行为的表现形式不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直接使被骗人交付财物的行为，被骗人交付财物既可以是为了投资营利，亦可以是购买某物本罪与诈骗罪而言，本罪行为是被包容的法条属特别法条，因此，对以诈骗方法骗取集资的，应当以本罪定罪科刑。 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种非法集资的形式，二者的主要区别有： 　　1、侵犯的对象不同。本罪的对象是他人用于集资获利所交付的集资款，既可以表现为资金，又可以表 潘学成非法集资案报道 现为财物；后罪的对象则是公众的存款，它只能表现为金钱的形式，并且只能以存款人用于存款而获取一定利息的形式出现。 　　2、犯罪客观行为的表现方式不同。本罪是以诈骗的方法高利放贷等生产或服务的经营活动。4、侵犯的客体不同。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双重客体，其既侵犯了国家有关集资的金融管理制度、而且亦会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可后罪侵犯的客体却是单一的，即为国家有关集资主要是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信贷管理制度。行为人出于营利之目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了经营，但由于经营不善或意外事故等原因造成了经营的亏损，即使无法给存款人还本付息，亦不能认定为出于非法占有之目的，构成犯罪的，也只能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因此无法支付存款人的本息而造成存款人的经济损失，则作为一个量刑情节加以考虑。 　　诈骗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犯集资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以上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分别是指数额巨大或者具有其他严重的情节，以及数额特别巨大或具有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这就是说，非法集资诈骗的数额并不是本罪量刑的唯一依据。在具体科刑时，既耍考虑集资诈骗的数额大小，又要考虑行为人的犯罪情节，如是否一贯进行非法集资诈骗，是否为组成集资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给被集人员，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集资诈骗罪与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的区别 　　二罪都表现为非法集资，区别如下：第一，犯罪目的不同，后罪只是筹集资金用于公司设立或扩大再生产，对所筹资金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第二，犯罪客体不同，后罪侵犯的是国家对股票和公司、企业债券的管理制度；第三，行为方式不同，后罪表现为行为人违反国家证券法律、法规，未经国务院证券主管部门批准而发行股票、债券，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弄虚作假现象；第三，数额、情节、后果要求不同，本罪仅要求“数额较大”，后罪要求“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 集资诈骗罪与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的区别 　　二罪均属非法集资性犯罪，都包含欺诈因素。其界限如下：第一，犯罪目的不同，后罪行为人仅具有非法获得集资款的使用权，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第二，犯罪客体不同，后罪客体为国家对公司股票，企业债券发行的管理制度和投资人的财产利益；第三，行为方式不同，本罪表现为行为人采取包括欺诈发行股票、债券在内的各种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后罪表现为行为人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股票，企业债券募集中隐瞒重要事实或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或债券；第四，犯罪主体不同，后罪是特殊主体，欺诈发行股票的行为主体只能是经批准以募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自然人或单位；欺诈发行公司、企业债券的行为主体是经批准的具有发行债券资格和条件的公司和企业的自然人和单位，具体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企业；第五，数额、情节、后果要求不同，后罪要求行为人具有发行股票、债券 “数额巨大、造成后果严重或有其他严重情节”。 编辑本段处罚 　　1、犯集资诈骗罪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 非法集资的特点 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罚金；犯集资诈骗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犯集资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以上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分别是指数额巨大或者具有其他严重的情节，以及数额特别巨大或具有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这就是说，非法集资诈骗的数额并不是本罪量刑的唯一依据。在具体科刑时，既耍考虑集资诈骗的数额大小，又要考虑行为人的犯罪情节，如是否一贯进行非法集资诈骗，是否为组成集资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给被集资人造成的经济损失，给社会造成的影响等等，以及犯罪分子的一贯表现、罪后态度和退赃的情况，综合评价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区别对待，予以量刑。至于数额巨大、特别巨大的起点，参照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12月16日《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个人集资诈骗20万元以上，单位在50万元以上的，便可认定为数额巨大；个人诈骗在100万元以上，单位在250万元以上的，则可认定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2、根据刑法第200条规定，单位犯集资诈骗罪的，判处罚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编辑本段司法认定 　　司法实践中，集资诈骗行为与一般正常合法的集资行为（尤其是与集资经济合同纠纷）之间的界限有时往往容易混淆。区分的关键是要进行认真的综合考察： 　　（1）考察行为人的目的，即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正常合法的集资行为，无论是否发生集资纠纷，双方当事人在签订集资合同时，主观上均不存在无偿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或目的；而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人则在主观上有占有他人集资款或物的故意，其与他人签订集资合同并不是为了履行合同，而只是作为一种诈骗的手段，因为在签订集资合同时，行为人已经具有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2）考察行为人集资的方法，即考察行为人是否采用了欺骗的方法。一般来说，正常合法的集资行为，并不需要采用欺骗的方法，也不会用欺骗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集资目的；而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人则必须使用欺骗的方法，使人上当，从而达到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3）考察行为人履行集资合同的能力和诚意。一般而言，正常合法的集资行为当事人，对集资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在客观上有完全履行能力或部分履行能力，且在主观上有履行的诚意并作了一定的努力；而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人则根本无履行合同的诚意，也不会为合同的履行作任何努力。 　　（4）考察行为人违约后的态度。正常合法的集资行为的当事人，在违约后不会故意逃避责任；而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人则必然会采取潜逃抵赖等方法进行逃避，使投资者无法追回。 　　所谓集资，是指自然人或者法人为实现某种目的而募集资金或者集中资金的行为。依法进行的集资主要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个人、团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通过问社会、公众发行有价证券或者利用融资租赁、联营、合资、企业集资等方式在资金市场上筹集所需的资金。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为了设立或者生产、经营的需要。而发行股票和债券。从当前资金市场的情况看，从事集资活动的主要是企业。一般来说，企业的集资行为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A、集资的主体应当是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条件的公司或者其他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 　　B、公司、企业聚集资金的目的，是为了用于公司、企业的设立或者公司、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不得用于弥补公司、企业的亏损和其他非经营性开支。 　　C、公司、企业募集资金主要通过发行股票、债券或者融资租赁、联营、合资等方式进行，其中发行股票和债券是一种主要的集资方式。 　　D、公司、企业在资金市场上募集资金的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就是说公司、企业在资金市场上募集资金的行为必须按照公司法及其他有关募集资金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按照法定的方式、程序、条件、期限、募集的对象等‘行，违反法律规定募集资金的行为是不允许的。 　　所谓非法集资，是指公司、企业、个人或其他组织未经批准。违反法律、法规，通过不正当的渠道，向社会公众或者集体募集资金的行为，是构成本罪的行为实质所在。 　　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A、集资后携带集资款潜逃的； 　　B、未将集资款按约定用途使用，而是擅自挥霍、滥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C、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 　　D、向集资者允诺到期支付超过银行同期最高浮动利率50%以上的高回报率的。 编辑本段相关知识 　　 变造货币罪 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 串通投标罪 贷款诈骗罪 单位受贿罪 对单位行贿罪 单位行贿罪 妨害清算罪 非法经营罪 假冒注册商标罪 假冒专利罪 集资诈骗罪 口袋罪 侵占罪 破坏生产经营罪 强迫交易罪 编辑本段犯罪构成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有些犯罪活动，虽然也使用某些欺骗手段，甚至也追求某些非法经济利益，但因其侵犯的客体不是或者不限于公私财产所有权。所以，不构成诈骗罪。例如：拐卖妇女、儿童的，属于侵犯人身权利罪。 　　诈骗罪侵犯的对象，仅限于国家、集体或个人的财物，而不是骗取其他非法利益。其对象，也应排除金融机构的贷款。因刑法已于第193条特别规定了贷款诈骗罪。 客观要件 　　本罪往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首先，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欺诈行为从形式上说包括两类，一是虚构事实，二是隐瞒真相，二者从实质上说都是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行为。欺诈行为的内容是，在具体状况下，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作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因此不管是虚构、隐瞒过去的事实，还是现在的事实与将来的事实，只要具有上述内容的，就是一种欺诈行为。如果欺诈内容不是使他们作出财产处分的，则不是诈骗罪的欺诈行为。欺诈行为必须达到使一般人能够产生错误认识的程度，对自己出卖的商品进行夸张，没有超出社会容忍范围的，不是欺诈行为。欺诈行为的手段、方法没有限制，既可以是语言欺诈，也可以是动作欺诈（欺诈行为本身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即有告知某种事实的义务，但不履行这种义务，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或者继续陷入错误认识），行为人利用这种认识错误取得财产的，也是欺诈行为。根据刑法第300条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骗取财物的以诈骗罪论处。 　　其次，欺诈行为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对方产生错误认识是行为人的欺诈行为所致，即使对方在判断上有一定的错误，也不妨碍欺诈行为的成立。在欺诈行为与对方处分财产之间，必须介人对方的错误认识。如果对方不是因欺诈行为产生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就不成立诈骗罪。欺诈行为的对方只要求是具有处分财产的权限或者地位的人，不要求一定是财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行为人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提供虚假的陈述、提出虚伪的证据，使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从而获得财产的行为，称为诉讼欺诈，但不成立诈骗罪（详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2002年10月14日《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 　　再次，成立诈骗罪要求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之后作出财产处分。财产处分包括处分行为与处分意思，作出这样的要求是为了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处分财产表现为直接交付财产，或者承诺行为人取得财产，或者承诺转移财产性利益。行为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他人放弃财物，行为人拾取该财物的，也应以诈骗罪论处。但是，向自动售货机中投入类似硬币的金属片，从而取得售货机内的商品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只能成立盗窃罪。 　　最后，欺诈行为使被害人处分财产后，行为人便获得财产，从而使被害人的财产受到损害。根据刑法第266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才构成犯罪。根据最新司法解释，诈骗罪的数额较大，以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为起点。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诈骗罪并不限于骗取有体物，还包括骗取无形物与财产性利益。根据刑法第210条的有关规定，使用欺骗手段骗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门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成立诈骗罪。 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 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编辑本段犯罪认定 本罪与非罪的界限 　　诈骗罪与借贷行为的界限　 　　借款人由于某种原因，长期拖欠不还的，或者编造谎言或隐瞒真相而骗取款物，到期不能偿还的，只要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没有挥霍一空，不赖帐，不再弄虚作假骗人，确实打算偿还的；还有些打借条之后伪造还款收条的，诈称已经还款的，仍属借贷纠纷，不构成诈骗罪。 　　诈骗罪与代人购物拖欠货款行为的界限 对以代人购买紧缺商品的名义，取走货款，没买到东西，又擅自挪用货款，拖欠不还款的行为，应着重考察其真实目的、双方的关系、事情的起因、代办人的具体行为、拖欠的情节、后果等等，从而正确判断其是否有非法占有的意图。如能明确想代人购物，因故未能买到挪用仍拟归还的，不能以诈骗罪论处。如果以代购为名，行诈骗之实，骗取大量财物，大肆挥霍，根本无意归还，也无力归还的，应以诈骗罪论处。 　　诈骗罪与集资办企业因亏损躲债的界限 如果确实是集资经商办企业，但因经营不善，亏损负债，为躲债而外出，仍属财产债务纠纷。这同诈骗犯以集资办企业为名，捞到钱财就逃之夭夭，以实现其非法占有的目的，有本质区别。 与招摇撞骗罪界限 　　两者都使用骗术，后者也可能获得财产利益，这两点相同；但是，主观目的、犯罪手段、财物数额要求和侵犯的客体，均有不同。招摇撞骗罪是以骗取各种非法利益为目的，冒充国家工作人员， 　　进行招摇撞骗活动，是损害国家机关的威信、公共利益或者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它所骗取的不仅包括财物（但无数额多少的限制），还包括工作、职务、地位、荣誉等等，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当犯罪分子冒充国家工作人员骗取公私财物时，它就侵犯了财产权利，又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威信和正常活动，属于牵连犯，应当按照行为所侵犯的主要客体和主要危害性来确定罪名并从重惩罚。如果骗取财物数额不大，却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威信，应按招摇撞骗罪论处；反之，则定为诈骗罪，如果严重地侵犯了两种客体，一般依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按诈骗罪处治；如果先后分别独立地犯了两种罪，互不牵连则应按照数罪并罚原则处理。 （三）本罪与本法规定的其他诈骗犯罪的界限 　　本法在其余各章节分别规定了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金融票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保险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这些诈骗犯罪与本罪在主观方面和客观表现方面均相同，但在主体、犯罪手段、主体要件与对象上均有差别，较易区分。本条因之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编辑本段刑事处罚 　　1、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1年4月8日起施行）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骗公私财物达到上述规定的数额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酌情从严惩处： 　　（一）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 　　（二）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 　　（三）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 　　（四）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 　　（五）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诈骗数额接近上述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并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属于诈骗集团首要分子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编辑本段法律依据 刑法条文 　　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 使用欺骗手段骗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六十九条 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百条第三款 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的，分别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八十七条 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者其他犯罪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 相关决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000．12．28）为了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对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利用互联网进行盗窃、诈骗、敲诈勒索。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11〕7号)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1年2月2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2次会议、2010年11月24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4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4月8日起施行。 　　二○一一年三月一日 　　为依法惩治诈骗犯罪活动，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的需要，现就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第二条　诈骗公私财物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酌情从严惩处： 　　（一）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 　　（二）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 　　（三）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 　　（四）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 　　（五）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诈骗数额接近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并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属于诈骗集团首要分子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第三条　诈骗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较大”的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行为人认罪、悔罪的，可以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一）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 　　（二）一审宣判前全部退赃、退赔的； 　　（三）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 　　（四）被害人谅解的； 　　（五）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第四条　诈骗近亲属的财物，近亲属谅解的，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 　　诈骗近亲属的财物，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具体处理也应酌情从宽。 　　第五条　诈骗未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定罪处罚。 　　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一）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的； 　　（二）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 　　（三）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数量达到前款第（一）、（二）项规定标准十倍以上的，或者诈骗手段特别恶劣、危害特别严重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第六条　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 　　第七条　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信用卡、手机卡、通讯工具、通讯传输通道、网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第八条　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诈骗，同时构成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九条　案发后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诈骗财物及其孳息，权属明确的，应当发还被害人；权属不明确的，可按被骗款物占查封、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总额的比例发还被害人，但已获退赔的应予扣除。 　　第十条　行为人已将诈骗财物用于清偿债务或者转让给他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追缴： 　　（一）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的； 　　（二）对方无偿取得诈骗财物的； 　　（三）对方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诈骗财物的； 　　（四）对方取得诈骗财物系源于非法债务或者违法犯罪活动的。 　　他人善意取得诈骗财物的，不予追缴。 　　第十一条　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以虚假、冒用的身份证件办理入网手续并使用移动电话，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12．16 法发〔1996〕32号） 　　为依法惩治诈骗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 简称《刑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有关规定，现就审理诈骗案件的几个具体问题解释如下： 　　一、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诈骗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情节。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也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1）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2）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3）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 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 　　（4）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 后果的； 　　（5）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6）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7）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 　　（8）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9）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至10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数额在20万至30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追 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 　　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 情节依法处罚。 　　已经着手实行诈骗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 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 法处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 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2千元至4千元”、“3万元至5万元”的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个人诈骗“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单位实施诈骗，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参照本条第四 款规定的数额，确定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或者第一百五十二 条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对于多次进行诈骗，并以后次诈骗财物归还前次诈骗财物，在计算诈骗数额时，应当将案发前已经归还的数额扣除，按实际未归还的数额认定，量刑时可将多次行骗的数额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 　　行为人进行诈骗犯罪活动，案发后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孳息，如果权属明确的，应当发还给被害人；如果权属不明确的，可按被害人被骗款物占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掌息总额的比例 发还被害人；如果能够确定扣押、冻结在案的财物及其掌息不属于已查明的被害人所有，但又无法发还未查明被害人的，应当依法上缴国库。 　　行为人将诈骗财物已用于归还个人欠款、货款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如果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属恶意取得，应当一律予以追缴；如确属善意取得，则不再追缴。 　　本解释中使用的货币数额是指人民币的数额。审理具体案件涉及外币的，应当依照行为发生时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牌价折算成人民币。 　　本解释所称“以上”包括本数在内。

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 本罪的主体是恃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这里所说的国家工作人员与前述贪污罪中国家工作人员的内涵、外延基本相同。同样具有特定性和公务（职务）性。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受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侵犯了国家的财经管理制度。 挪用公款罪 挪用公款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公款的使用权，同时行为人挪用公款后必然占有，有的还因此获得收益。而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种相互联系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权能，因此对所有权权能的侵犯也必然是对所有权的侵犯。所有权被侵犯并不意味着所有权转移。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取得所有权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因此，从这一法律意义上讲，任何财产犯罪实际上都不可能真正取得所有权，挪用公款罪与贪污一样都侵犯了财产所有权，不同之处只是在于所有权被侵犯的程度不同而已。同时，正因为挪用公款罪直接侵犯了公款的使用权，而这是违反国家财经管理制度中的公款使用制度的，因而它又侵犯了国家财经管理制度。但是，由于挪用公款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国家公共财产所有权，挪用公款罪所侵犯的客体包括:一是国有财产的所有权;二是劳动群众集体财产的所有权;三是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专项基金的财产的所有权;四是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运输中的私人财产的所有权:五是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非国有单位资金的所有权;六是非国有金融机构中客户资金的所有权，其中，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既包括当然的公共资金款项，也包括拟定的公共资金款项。 　　本罪侵犯的对象主要是公款。这既包括国家、集体所有的货币资金，也包括由国家管理、使用、运输、汇兑与储存过程中的私人所有的货币。在国有企业、公司中，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挪用本企业、公司的财物，属于侵犯了公共财物的所有权。在中外合资、合作、股份制公司、企业中，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挪用上述公司、企业的资金，也应属于侵犯公共财物所有权。根据本法第384条的规定，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要按挪用公款罪从重处罚，因此这些特定的公款、公物可以成为本罪的对象。挪用公物归个人使用，一般应由主管部门按政纪处理，情节严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折价按挪用公款罪处罚。因而一般的公物也可以成为本罪的对象。 　　广义的公款，是指公共款项、国有款项和特定款物以及非国有单位(金融机构)和客户资金的统称。既具有当然的公共财产特性，也具有拟定的公共财产的特性。其中，公共款项，就是为公共所有的资金款项;国有款项，是指为国家所有的资金款项；特定款物，是指专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它既可以为国家所有，也可以为劳动群众集体组织所有，还可以为社会公益组织所有；非国有单位资金，是指非国有公司、企业和其他非国有单位所有的资金；客户资金，是指金融机构客户所有的资金。因此，广义的公款不仅包括公共资金款项和国有资金款项，而且还包括特定财物和非国有单位、客户资金。所谓狭义的公款，专指公共所有的资金款项。包括国有的资金款项、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资金款项或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专项基金。该类公款只具有当然的公共财产特性。 编辑本段客观要件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挪用公款罪 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数额较大的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数额较大的公款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其中包含三个要件：(1)行为人实施了挪用公款的行为，即行为人未经合法批准而擅自将公款移作他用。(2)行为人挪用公款的行为是利用其主管、管理、经手公款的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3)行为人挪用的公款是归个人使用的，所谓归个人使用，既包括由挪用者本人使用，也包括由挪用者交给、借给他人使用。根据本条之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具体可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这里所说的非法活动是指挪用公款供个人或他人进行走私、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对这种情况的定罪，没有要求挪用公款的数额要达到较大，也没有规定挪用达到多长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5月9日施行)的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以五千元至一万元为起点;挪用公款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或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超过三个月未还的，以一万元至三万元为起点。如果挪用公款未达到以上标准的，一般可不认为构成犯罪。 　　二是挪用公款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并且数额较大的。这是指挪用数额较大的公款作为挪用人或者他人进行营利活动的资本，如挪用人本人或者他人将挪用的公款用于生产、经营、买房出租，作为个人参与企业经营活动的入股资金，存人银行或者借给他人而个人取利等，如果行为人挪用公款后，为私利以个人名义将挪用的公款借给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使用的，不管这些单位是合将其挪用的公款用于营利活动，都应视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而不能认为属于挪归公用，这里的数额较大以挪用公款一万元至三万元为起点，以挪用公款l5万至20万元为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对于这种挪用公款数额较大的公款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法律既没有要求挪用公款要达到多长时间，也不要求行为人营利的目的要真正达到。但如果行为人在案发前已部分或者全部归还本息的，可以分别情节，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 　　三是挪用公款归个人用于上述非法活动、营利活动以外的用途，并且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如挪用公款用于建造私房、购置家具和其他生活用品、办理婚丧、支付医疗费或者偿还家庭、个人债务等。这种情况既要求挪用公款要达到一定数额。也要求挪用公款要达到一定时间。这里的数额较大也是以一万元至三万元为起点，以15万元至20万元为数额巨大的数额起点。未还是指案发前(被司法机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发现前)未还。如果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在案发前已全部归还本金的，可以从轻处罚或减轻处罚。给国家、集体造成的利益损失应予追缴。挪用公款数额巨大，超过三个月，虽在案发前已全部归还本息的，从轻处罚。在实践中，也有这样的情形，行为人多次挪用公款，用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而每次挪用的间隔时间都不超过三个月，对此，应从第一次挪用公款的时间算起。连续累计至挪用行为终止。在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时，挪用公款的数额按最后未归还的金额认定。 　　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不知道使用人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或者用于非法活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构成挪用公款罪，明知使用人用于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的，应当认定为挪用人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或者非法活动。 编辑本段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恃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这里所说的国家工作人员与前述贪污罪中国家工作人员的内涵、外延基本相同。同样具有特定性和公务（职务）性。构成挪用公款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包括： 挪用公款罪 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受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行为人明知是公款而故意挪作他用，其犯罪目的是非法取得公款的使用权。但其主观特征，只是暂时非法取得公款的使用权，打算以后予以归还。至于行为人挪用公款的动机则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为了营利，有的出于一时的家庭困难，有的为了赞助他人，有的为了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动机如何不影响本罪成立。具体言之，挪用公款罪在主观方面有以下特点： 　　1、挪用公款具有非法性。即行为人未经批准或许可(包括直接明示的许可或间接明示的默许)，违反规章制度私自动用公款。其中，规章制度具有广泛性，因此，挪用的非法性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故意违反有关公款管理的规章制度，二是故意违反有关公款使用的规章制度，未经合法批准、许可。 　　2、挪用的本意，是指公款私用、移用、占用、借用。行为目的是为了使用，而非占有公款。其中，行为的目的包括: 　　(1)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2)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 　　(3)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 　　3、挪用并不侵吞公款，而是准备归还，具有擅自借用的特性。即便挪用后而不能归还，也不是出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占有，而是出于行为人意志之外的客观原因造成的。 　　因此，司法实践中，在认定挪用公款罪的主观方面时，可把握以下几点：是否明知是公款；是否故意非法使用;是否只是想暂时挪用；是否准备以后归还。当挪用人与使用人不一致时，如果挪用人不知使用人利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时，只能根据挪用人的明知内容，按照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或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处罚。如果挪用人知道使用人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则按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处罚;如果挪用人开始作案后，主观故意由暂时挪用发展为非法永久占为己有时，无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真的具有非法永久占有公款的目的，也无论这种占有是否已客观存在，只要超过三个月未还的，就按挪用公款罪论处，而不按贪污罪或侵占罪处罚。因此，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侵占罪在行为人犯意发展过程中是不同的；挪用公款罪开始为使用公款，后来可能发展为占有；而贪污罪、侵占罪却始终贯穿占有公款的目的。 编辑本段认定 　　(一)区分挪用公款罪与非罪的界限 挪用公款罪 首先，并非所有的挪用公款行为都构成犯罪。因此，认定挪用公款罪与非罪界限的关键，是看该挪用公款行为，是否属于法定的挪用公款罪范围。具体来说，是看该行为是否属于下列法定的挪用公款而构成犯罪的行为范围，除此范围之外的其他挪用公款行为，应视为挪用公款的一般违法行为。下列挪用公款行为属于构成挪用公款罪的行为： 　　1、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 　　2、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 　　3、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 　　4、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行为。 　　其次，在认定某一挪用公款行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时，要把握以下几点: 　　1、考察行为人是否属于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本法第93条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范围。如果缺少上述三个条件之一，该行为人也不能成为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确认。 　　2、考察行为人是否实施了挪用公款行为，挪用公款的行为是否属于依法从事公务过程中实施的。 　　3、考察挪用公款的行为，是否具有三性。即从事非法活动性、进行营利活动性和超过三个月未还性。 　　4、考察所挪用的款项是否属于公款范围。这里的公款作广义解释，既包括货币，也包括有价证券和特定款物。 　　5、对于营利型、未退还型的挪用行为而言，还要考察被挪用的公款数额是否属于数额较大，即一万元至三万元范围。其中，公款数额不包括挪用时至案发前所生的利息；营利的多少并不影响对营利目的的认定;案发后行为人是否积极退还公款，并不影响对挪用公款罪的认定，但退赃行为可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6、对于非法活动型挪用公款行为而言，没有数额、时间上的限制。同时，非法活动泛指一切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命令和规章的活动，不管该非法活动是否完成，只要行为人把所挪用的公款用于从事非法活动时，即视为非法活动型挪用公款行为。 　　7、挪用公款罪的挪用人与使用人，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但并不影响对挪用人犯罪的认定。 　　总之，在认定挪用公款罪与非罪时，一看该行为是否属于法定挪用公款罪范围；二看该行为是否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 编辑本段特点 　　1、挪用公款具有非法性。即行为人未经批准或许可（包括直接明示的许可或间接明示的默许），违反规章制度私自动用公款。其中，规章制度具有广泛性，因此，挪用的非法性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故意违反有关公款管理的规章制度，二是故意违反有关公款使用的规章制度，未经合法批准、许可。 挪用公款罪 2、挪用的本意，是指公款私用、移用、占用、借用。行为目的是为了使用，而非占有公款。其中，行为的目的包括： 　　（1）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2）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 　　（3）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 　　3、挪用并不侵吞公款，而是准备归还，具有擅自借用的特性。即便挪用后而不能归还，也不是出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占有，而是出于行为人意志之外的客观原因造成的。 　　因此，司法实践中，在认定挪用公款罪的主观方面时，可把握以下几点：是否明知是公款；是否故意非法使用；是否只是想暂时挪用；是否准备以后归还。当挪用人与使用人不一致时，如果挪用人不知使用人利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时，只能根据挪用人的明知内容，按照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或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处罚。如果挪用人知道使用人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则按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处罚；如果挪用人开始作案后，主观故意由暂时挪用发展为非法永久占为己有时，无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真的具有非法永久占有公款的目的，也无论这种占有是否已客观存在，只要超过三个月未还的，就按挪用公款罪论处，而不按贪污罪或侵占罪处罚。因此，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侵占罪在行为人犯意发展过程中是不同的：挪用公款罪开始为使用公款，后来可能发展为占有：而贪污罪、侵占罪却始终贯穿占有公款的目的。 编辑本段相关解释 　　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有关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有关问题的解释 　　（2001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93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1〕29号） 　　为依法惩处挪用公款犯罪活动，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如何认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有关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自然人或者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等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第二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谋取个人利益，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第三条　本解释施行后，我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的有关内容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 编辑本段挪用公款罪和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区分 　　金融机构中发生的违法发放贷款行为和挪用公款行为有相似之处，均可表现为采用违法手段将公款(或资金)借给他人使用。在实务中，违法发放贷款的案件被作为挪用公款罪提起公诉的情况也有先例。然而一旦错误定罪，量刑上的较大差别，对被告人的权利侵害不浅。因此，对两罪的区分一定要慎之又慎: 一是考察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违法发放贷款行为与银行的职务性相关，表现为虽然违反相关法律规章，超出法定权限和违反法定程序，但本质上仍是贷款行为，属于银行使用资金的职务行为，行为人以银行的名义与借款人形成借款关系，由银行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挪用公款行为是擅自超越职权的个人行为，即不经合法批准擅自动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即使其以单位名义挪用公款借贷给他人使用，该行为亦是个人决定的，单位不承担其法律后果。因此，若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后，以个人名义或名为单位实为个人借贷给他人的，是挪用公款行为。 　　二是考察有无一定的贷款审批手续，以及何时办理的审批手续。合法的贷款行为必须严格按照贷款调查、贷款审批、签订贷款合同的法定程序办理齐全的贷款手续。违法发放贷款行为往往未履行全部贷款程序，但本质上属于贷款行为，必须具有一定的审批手续，且审批手续在发放贷款之前或之时即已办理。行为人作为银行工作人员，违反国家法律规章规定，明知借款人提供违法担保仍发放数额巨大的贷款，或者行为人在放贷时确曾收到借款借据，但发放贷款时未严格按照贷款法定程序办理齐全的贷款手续，则系银行工作人员代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履行使用资金、发放贷款的职务行为。如造成重大损失，应定违法发放贷款罪。若审批手续系事后补办，往往属于事前擅自挪用而事后予以掩饰的挪用公款行为。 　　三是考察行为是秘密进行的还是公开进行的。违法发放贷款行为因其属于职务行为，往往是公开进行的。而挪用公款行为往往系秘密进行且有掩饰手段，但这也不是必定的，也有公然或半公开进行的。

中国刑法所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中，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使得罪与非罪界限比较模糊，难以界定，这是近几年来对此罪名的解释和适用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颇多争议的主要原因。中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所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准确理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在于首先要坚持该罪的行为主体的不特定性和危害金融秩序的具体性的统一. 　中国刑法虽然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一直到1997刑法公布，法律并未对什么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并未对此进行过司法解释。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下简称《办法》）第四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二）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三）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四）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前款所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实践中争议主要在于《办法》能否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定罪量刑的依据。 编辑本段客体要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存款是指存入金融机构保管并可以由其利用的货币资金或有价证券，它是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根据中国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的规定，商业银行、城乡信用合作社等银行金融机构可以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以及任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则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业务。从事吸收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在开展业务时，不仅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同时，还应当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如果上述可以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采取非法手段吸收公众存款，或者不得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必然影响国家对金融活动的宏观监管，损害金融机构的信用，损害存款人的利益，扰乱金融秩序，最终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由于贷款需求的扩张，各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现象已愈益突出，这对国家金融秩序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因此，本法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之后将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予以惩治。 　　本罪的犯罪对象是公众存款。所谓存款是指存款人将资金存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向存款人支付利息的一种经济活动。所谓公众存款是指存款人是不特定的群体，如果存款人只是少数个人或者是特定的，不能认为是公众存款。 编辑本段客观要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 　　本罪的行为方式主要表现为以下三大类： 　　1、以非法提高存款利率的方式吸收存款，扰乱金融秩序。其主要表现方式为：吸收存款人径直在当场交付存款人或储户的存单上开出高于央行法定利率的利率数来。因而此种方式又可简称为“帐面上有反映”方式。 　　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一样，是中央政府对本国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一般情况下，国家需要刺激和扩大社会总体消费时，多降低存款利率，反之，当国家需要控制市场消费、以更多回笼货币来投入更大量的社会扩大再生产以加强社会生产力度时，多提高存款利率。基于此，无论是存款、贷款利率，各国一般都由央行统一制定和发布。中国也一样，在中国，除了中央银行以外，任何其他单位、团体包括其他金融机构乃至央行以外的其他政府机构均不得擅自提高存款或贷款利率。凡以不法提高利率的办法来吸收存款、争夺存款大户者，其行为显然违反中国《商业银行法》第47条的规定，同时也扰乱了中国金融竞争秩序，行为法人依法应负刑事责任。 　　2、以变相提高利率的方式吸收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所谓变相提高存款利率，是指吸收存款人虽未在开付出去的存单上直接提高存款利率，但却通过存款之际先行扣付、或允诺事后一次性地给付或许以其他物质、经济利益好处的方式来招揽存款，以使存款方在事实上获得相当于提高存款利率的“实惠”后，欣然“乐于存款”于该吸收人所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此种方式，又可简称为“帐面上无反映”方式。实践中，行为人以变相提高利率的方法来吸收存款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大致有： 　　（1）以“体外循环”手法非法以贷吸存。“体外循坏”又称“绕规模”，通常指贷方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未在上级行规定的放贷规模内放贷，而以帐外吸收存款、帐外发放贷款的违规操作法存贷。通俗地说，体外循环就是谁能给我拉来存款，我就将此笔放贷规模“体”的存款的全部或大部返贷给谁。此种体外循环本身，如其 “造成重大损失”者，也属本法第187条所规定的用帐外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行为。 　　（2）以在存款中先行补足自己擅自抬高的利率息差的方式非法吸收存款。此种情况下，吸收存款人为了不从帐面上反映出自己不法提高利率的违规操作情况，往往采用在存款人前来存款之际，直接从存款人交付存款的帐上为存款人划出一笔款项、作为自己擅自抬高了的利率的息差，补偿结存款人，从而在事实上抬高了存款利率，并以此高利手段来吸引存款人前来自己所在银行或金融单位存款。 　　（3）以擅自在社会上大搞有奖储蓄的办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实质，仍然是变相抬高国家所规定的存款利率，情节严重者，必定扰乱整个社会的金融秩序。 　　（4）以暗自先行给付实物或期约给付实物的手段非法吸收存款。 　　（5）以暗自期许存款方对其动产、不动产的长期使用权来非法招揽存款。 　　3、依法无资格从事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对此类行为，无论其是否提高了国家规定的存款利率、也不问其是否采取了其他变相提高存款利率的手法来吸收存款，只要其从事了“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即属“非法”行为，一概构成本罪。 　　本罪是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即便构成本罪既遂。这也反映了立法上对本罪行为人所实施的、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从严打击的意向。 编辑本段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依本条第2款的规定，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这里的单位，既可以是可以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商业银行等银行金融机构，也可以是不能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还可以是其他非金融机构。 编辑本段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必须是明知自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会造成扰乱金融秩序的危害结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过失不构成本罪。有的金融机构由于工作失误造成利率提高而吸收了大量公众存款，由于利率不是该金融机构故意抬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不属于其故意实施，因此不构成本罪。 编辑本段立案标准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对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是否立案侦查，取决于有没有涉嫌以下三种情形中的一种： 　　一是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上来看，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 　　二是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户数上来看，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30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50户以上的。 　　三是从造成的经济损失上来看，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 编辑本段构成特征 浙江缙云民营企业主一家非法吸收存款被判刑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客体是国家的金融信贷秩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金融交易主体之间形成复杂的金融关系，金融关系的有机整体就是金融秩序。金融关系包括：金融交易关系，金融管理关系，金融机构的内部关系，金融管理关系是指国家金融主管机关对金融业进行监管和宏观调控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它是一种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即纵向金融关系。金融秩序由金融管理秩序、金融交易秩序和金融机构内部秩序三个有机统一的方面结合而成，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的宏观调控，保证社会资金的合理流向，保护广大公众的利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不仅侵犯了金融储蓄的管理秩序，而且由于因为金融储蓄是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对储蓄管理秩序的侵犯必将侵犯整个金融信贷秩序。所以本罪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信贷秩序。 　　（二）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以或者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所谓“公众”意即吸收存款对象的不特定性，指社会上大多数人。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存款包括个人存款和机构存款，所以公众包括法人。且本罪只要求行为针对社会上大多数人，并不要求实际从社会上大多数人得到资金。但由于现代法人的发展，法人规模越来越大，其成员构成规模也越来越大，法人内部的特定对象也满足不特定性要件。所以笔者认为，关键问题是行为的性质是否金融业务活动。如果行为属金融业务活动，而对象又为特定少数人，则可以依刑法的“但书”出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没有吸收公众存款资质的个人或法人吸收公众存款，另一种是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质的法人采用违法的方法吸收存款。对于后者，依《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规定，金融机构办理存款业务，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将存款用于帐外经营活动；（二）擅自提高利率或者变相提高利率，吸收存款； （三）明知或者应知是单位资金，而允许以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储；（四）擅自开办新的存款业务种类； （五）吸收存款不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客户范围、期限和最低限额；（六）违反规定为客户多头开立帐户；（七）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存款行为。其中第（一）项将帐外资金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时才构成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后几项行为行政法规中也没有被规定为犯罪，不宜作为犯罪。所以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质的法人采用违法的方法吸收存款不构成本罪。只有不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质的，能够构成本罪。 　　目前存在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形式很多，如利用非法成立的类似于金融机构的组织吸收存款，典型的包括抬会、地下钱庄、地下投资公司等。一些合法的组织也从事或者变相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活动，如各类基金会、互助会、储金会、资金服务部、股金服务部、结算中心、投资公司等。对这些组织上从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以本罪论处。 　　金融活动表现为资金的流动，因此对金融秩序的扰乱也表现为量化的标准。需要说明的是，“扰乱金融秩序”，既可以作为本罪的社会危害性量化的标尺，同时也是对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性质的说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本质正是一种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三）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单位也可以构成本罪。 　　单位指各类非法金融机构以及各类基金会、互助会、储金会、资金服务部、股金服务部、结算中心、投资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其业务范围仅限于成员单位的本、外币存款，不具有对外吸收公众存款的资质，其从事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达到定罪标准，就构成犯罪。有论者认为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质的法人，实施的违法吸存行为，情节严重的，也能构成本罪，笔者认为值得商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行政犯，应当以行政法规作为立法与执法依据，而中国的行政法规仅将这些行为规定为行政违法，所以不能构成犯罪。 　　（四）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并且只能是直接故意。但行为人不能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编辑本段量刑 　　依照刑法第176条的规定，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处罚。 编辑本段争议问题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概念不清 　　如何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刑法并未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因此，什么样的行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什么样的行为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刑法本身没有解决。造成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援引了1998年7月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以下简称《取缔办法》）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界定做出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判决。《取缔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但是，根据中国宪法第67条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解释法律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对于法律无权做出解释。因此，援引《取缔办法》界定刑法条文，援引行政规范做出刑事判决显然与宪法相悖。还有的法院在刑事判决中援引了1991年7月2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上高息来界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导致援引民事规范做出刑事判决。 界限不明 　　特别是与合法的民间借贷界限不明，这是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特征是行为人“面向社会，吸收公众存款”，而什么是公众存款，争议较大的是代表公众的“不特定对象”，而什么是不特定对象，争议较大的是到底什么人是“不特定对象”，什么是特定，还是特定中的不特定，还是不特定中的特定，实践中争议相当大，很容易混淆界限。然而，从目前全国比较典型的案例分析，以民间借贷性质进行界定，在民事规范上并不发生冲突，其行为完全可以用民法来调整，用不着刑法来调整。理由一：中国合同法第十二条规定，建立在真实意愿基础上的民间借款合同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在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范围内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1999年1月2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此，对超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以上部分，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而不能将违法行为当作犯罪行为来对待。理由二：行为人与相对人而言，在不能按期还款的情况下，相对人完全可以以债权人身份凭据借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债权。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时，经审查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起诉的法定条件，便可依法审理并作出裁判。行为人对裁判后承担的后果是民事责任，除非涉嫌刑法第313条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才有可能构成犯罪，但也构不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理由三：从借款用途分析，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侵犯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动机，行为上也没有实施发放贷款，其借款的用途是投资办企业或生产经营活动，行为人对每笔债务均持有借有还的态度。这对许多大、中、小型企业来说，应当是一件好事，它弥补了银行无力贷款的缺陷，激活了市场经济，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的发生，行为人都不会想到在实施犯罪。因此，行为人往往在工作岗位上埋头工作时被司法机关刑事拘留。所以从借款用途上可以区分其行为是否与国家金融制度相对立，进而区别罪与非罪。 定性不准 　　刑法第176条把“扰乱金融秩序”作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就国家利益而言，金融秩序固然重要，但是我们要建立和维护的金融秩序应当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金融秩序，而中国现存的完全由政府垄断的金融秩序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阻碍作用日渐突出，已经存在的民间借贷和屡禁不绝的“非法”金融市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金融垄断的不合理性。因此，从发展角度来看，规模化的民间借贷对金融市场垄断的冲击和影响，对于提高金融机构服务质量，促进金融体制改革，促进社会进步是有益的。因此，把规模化的民间借贷以及对金融市场垄断的冲击以“扰乱金融秩序”来界定，不符合市场经济需求的客观规律。除此之外，与整个国家金融体系相比，民间借贷尤其是农村民间借贷有限的规模决定了其对金融秩序的不良影响是十分有限的，有的根本不受影响。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往往缺乏金融秩序受到危害以及程度如何的证据。相反民间借贷的资金流向终端还是银行。因此，刑法在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时候，应当慎重考虑在事实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受害者是众多的债权人，如民间借贷行为人一旦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追究刑事责任，那将涉及到许多大、中、小型企业将面临破产或倒闭，许多债权人无法主张债权。这样从后果上分析，国家金融市场秩序是得到保护，但债权人的利益却受到危害，由此而引发社会不安定问题显而易见。由此可见，刑法第176条对社会危害性定性不够准确。 观点不一 　　可以这么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目前司法界争议较大的罪名，特别是各地法院在审判中也是观点不一。大城市与小城市、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的审判观点都不同，没有一个统一的适用标准，审判显得很混乱。但从孙大午案件分析，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逐步朝着“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观念发展，从而显见中国审判制度在不断进步。 编辑本段此罪与非法经营罪的区别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非法经营罪之间存在一定的竞合关系，主要体现在未经批准，非法从事银行业务的，构成非法经营罪。但是，《刑法》第176条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以特别条款的形式作了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非法经营罪之间形成特别法和普通法的竞合关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应当适用特别法，即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罚。但是，应注意的一点是，犯罪行为以特别法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罚以该罪能够对犯罪行为进行全面整体评价为原则，如果行为虽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该罪只能对犯罪行为进行部分评价，不能涵括犯罪行为的整体，而适用非法经营罪能够对行为进行整体评价，则要适用非法经营罪。 编辑本段此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区别 　　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犯罪的主观故意不同，集资诈骗罪是行为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意图永久非法占有社会不特定公众的资金，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行为人只是临时占用投资人的资金，行为人承诺而且也意图还本付息。 　　1.从筹集资金的目的和用途看，如果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的目的是为了用于生产经营，并且实际上全部或者大部分的资金也是用于生产经营，则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的目的是为了用于个人挥霍，或者用于偿还个人债务，或者用于单位或个人拆东墙补西墙，则定集资诈骗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2.从单位的经济能力和经营状况来看，如果单位有正常业务，经济能力较强，在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时具有偿还能力，则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单位本身就是皮包公司，或者已经资不抵债，没有正常稳定的业务，则定集资诈骗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3.从造成的后果来看，如果非法筹集的资金在案发前全部或者大部分没有归还，造成投资人重大经济损失，则定集资诈骗罪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非法筹集的资金在案发前全部或者大部分已经归还，则定集资诈骗罪的余地就非常小，一般应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4.从案发后的归还能力看，如果案发后行为人具有归还能力，并且积极筹集资金实际归还了全部或者大部分资金，则具有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可能性；如果案发后行为人没有归还能力，而且全部或者大部